Raden Saleh和Juan Luna是十九世紀東南亞藝術史上有如基石般重要的人物。這兩位藝術家的成功可說是史無前例──出生於印度尼西亞的Saleh是第一位來自爪哇並前往歐洲接受藝術培訓的藝術家，而菲律賓藝術家Luna則在1884年馬德里的全國美術展上獲得金獎。經過三年多的研究，新加坡國家美術館在展覽「世界之間」中展出了這兩位畫家的作品。通過確認Saleh和Luna分別在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的國族想像中的重要性，這場展覽的焦點從殖民地權力中心轉移了。

「世界之間」不僅僅以民族主義去解讀Saleh和Luna的藝術實踐。Saleh的《The Arrest of Prince Diponegoro》（1857）和Luna的《Spoliarium》（1884）──兩幅總是以愛國主義解讀的著名畫作  ──都沒有被展出。（雖然場中有Saleh作品的素描；而場外也有《Spoliarium》的虛擬展出，顯示出死亡的角斗士被蹂躪的場景）。相反，博物館帶來了在東南亞較為少見的，來自亞洲、歐洲和美國的藏品。通過展示藝術家廣泛的作品，「世界之間」邀請觀眾以多種不同的角度去閱讀藝術家的作品：既有民族主義的象徵，也有他們在個人創作旅程上的反思。

Saleh在十九世紀中葉創作了大量作品，更因其筆下的狩獵場景和動物鬥爭而聞名，就比如正在展出的《Arab Horseman Attacked by a Lion 》（1842）。在浪漫東方主義的框架內，受驚的馬因為被獅子咬住頸部而不自然地擬人化，這很容易就被忽視為一種戲劇性的異化。但是，當我們細看三幅可說是Saleh個人風格的先驅作 ──《Roaring Lion》（1838）、《Wounded Lion 》（1838）、和《Head of a Lion 》（1843）──就會更清楚他的創作場景的起源。由於迷上了在海牙和哈倫的動物馬戲團中看到的獅子，Saleh畫了好些被馴服的野獸的素描。在他的畫作中，獅子臉部的情感特徵是清晰無誤的。這些畫作的展出強調了一個概念： 雖然Saleh的作品被默認在印度尼西亞民族主義和歐洲藝術運動的框架內，但這兩者都無法完全概括Saleh對動物那種奇怪描摹手法的魅力。正如展覽所展示一般，Saleh是一個複雜的人物──他的忠誠、影響力和慾望無法被整齊地分類在現有的藝術範疇中，特別是當這些分類中隱含的是支持和反對殖民主義的二極分化時。

到了十九世紀後期，當Saleh由於藝術趨勢的轉變而努力在歐洲藝術界保有一席之地時，Luna的職業生涯正在西班牙開始。1881年，Luna以《The Death of Cleopatra》（1881）在馬德里國家美術展覽會上獲得銀獎，而三年前他則憑着《Spoliarium》獲得了金牌。在「世界之間」中，《Cleopatra》填滿了整幅牆。而除了《Spoliarium》的影子之外，埃及女王之死的戲劇性演繹也是這部分的重要支柱。當Luna在1884年搬到巴黎時，因為受到現實主義的影響他創作了一些壯觀的作品，描繪了當時的家庭場景和社會現實。在《Luling Cogiendo Bombones (Luling Taking Sweets)》（1891）──Luna的兒子Andrés的肖像中──Luna一貫的歷史敘事性畫作變成了廣闊的筆觸和大膽的色彩，以畫家的嚴謹浸染了日常的家庭場景。《Cleopatra》和《Luling》的並列呈現顯示了Luna作為一名畫家的靈活性，同時允許了他多元化的作品在短時間內共存於一個空間中。

儘管「世界之間」包含了一百多幅繪畫和其他紙質作品，它卻不算是詳盡無遺。然而，這次展覽可說是畫廊最好的一個樣本：沒有過分廣泛的內容（像「Reframing Modernism」，這個2016年的展覽展出了現代東南亞和歐洲藝術家的二百多件作品），也沒有特意迎合公眾的口味、使用為了「打卡」而設的鏡房。它展示了博物館致力於通過深思熟慮和精心研究的展覽來推廣東南亞藝術。

SUBSCRIBE NOW to receive ArtAsiaPacific’s print editions, including the current issue with this article, for only USD 85 a year or USD 160 for two years.  

ORDER the print edition of the May/June 2018 issue, in which this article is printed, for USD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