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1985年紐約普拉特研究所完成的藝術創作碩士論文中，朴異素（1957-2004）講述了一個有關盲人摸象的比喻。他寫道：「每個人都感覺到大象的不同部分，所以四個人得出了不同的結論。」、「一個盲人不比其他人更正確或更錯。」

在不同的生命階段中，他分別是「朴異素」、「朴哲浩」和「朴某」，使這位藝術家無法被輕易刻畫。除了擔任藝術家之外，他還擔任過策展人、導演、評論家以及後來的教授。在果川的國立現代美術館中展出的「記錄與記憶」提供了一些關於這位已故藝術家的親密肖像、展示他多方面的實踐，以便遊客像盲人一樣，將這些部分拼湊在一起，形成一個整體。

2014年，藝術家的家人向博物館捐贈了二十一卷朴異素的檔案；而本次展覽的重點則是他的筆記、草圖和一些印刷品。這些材料穿插在按照年序展示的藝術作品中，從朴異素在普拉特的畢業作品開始，以他在四十六歲時的不幸逝世前所創作的一系列作品結束；例如有他在2003年第五十屆威尼斯雙年展上中韓國館的創作，展品還包括了裝置在戶外的國家館的迷你模型，與周邊其他國家館的穩定和壯觀形成了鮮明對比。然而，朴異素在紐約時最早期的藝術探索卻清晰而敏銳地捕捉到「複雜的情感、矛盾的情緒、猶豫和不一致」──他曾經形容自己處於「人類生存問題的核心」。

朴異素在1982年搬到了紐約。在他寫給身處韓國的父母的一系列信件中雖然充滿了保證：「沒有甚麼好擔心的」，但事實卻是一位缺錢的年輕藝術家，正在異鄉努力地尋找自己的立足點。朴異素的經濟狀況在為期四天的表演《Mo Bahc’s Fast After Thanksgiving Day》（1984）中更能體現，展覽中以文字為基礎、配合了幾幅藝術家身後拖著一個空的大米鍋走過布魯克林大橋的照片。

朴異素許多早期的作品都使用廉價而且被廣泛使用的材料，例如紙張和卡板。在《Capital = Creativity》（1996）中，他表達了對Joseph Beuys的《Creativity=Capital》（1983）的看法。兩個調換了次序的詞語，用丙烯酸在紙上簡單地呈現，強調了藝術家對金錢在藝術世界中的過度影響的批判。在曼哈頓下城的藝術家空間完成實習後，朴異素在布魯克林建立了另一個名為Minor Injury的空間。在1988年的一個採訪中，他很快的擯斥了其他的藝術空間，指它們「似乎更像是滿足前衛藝術和商業系統之間的中間人」。而Minor Injury則從1985年營運至1989年，為「無論出於甚麼原因，無法適應紐約現有的系統」的藝術家提供了一個平台。

美國不僅在經濟上，在文化上也孤立了朴異素。語言障礙是一個很大的不便──我可以粗略地理解內容，但要完全理解細節和一些細微之處是不可能的。」他在1982年抵達紐約後寫給父母的一封信中寫道。朴異素這一時期的作品也反映了他作為一名外籍人士在美國遇到的困難。展覽其中一件突出的作品是《Learning American》（1993），這件單頻道錄像作品展現了一個名為「通過音樂學習實用英語」的節目。節目中有一名男子彈唱吉他，同時另一名女士以隨唱方式表演一些生活中可能有用的英語短語，如「你好，有人闖入我的商店（Hello, someone’s breaking into my store）」和「我的天啊！快去報警（Oh my! Call the police）」。這件作品諷刺了韓國移民如何認真地學習英語和美國風俗，以及他們可用的社會同化產品的奇怪之處。

朴異素於1994年回到韓國，在三星美術設計學院和其他一些院校任教。雖然在今天他可能是因為向年輕一代的韓國藝術家引入了後現代主義話語而被後世銘記，但「記錄與記憶」卻為朴異素的細微藝術實踐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由──這些作品在他去世十五年後仍然具有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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