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藹倫 論 榮念曾

1984年，我在香港學習放射學時製作了我的第一部超8米厘電影《手套》，這是一部有關慾望的超現實主義故事。除了電影製作，我還在劇院工作，擔任音響操控員、助理後台經理和服裝管理。我甚至扮演了一些有幾句台詞的角色並執導了一個短劇。然而，我對藝術的好奇心卻沒有因此得到滿足。

當時，我經常到實驗劇團進念‧二十面體的會所觀看歐洲新浪潮電影。在那裏，我遇到了劇團創始人兼藝術總監榮念曾。他邀請我記錄他們的研討會、排練和表演。通過這些練習，我親眼目睹了如何從解構過程中產生一種新型、前衛的戲劇語言。通過相機鏡頭，我不僅記錄了文檔，還創建了新的圖像。我有機會與何秀萍、黃大徽、陳碧如和區子強等藝術家合作──我們都受到榮念曾的藝術實驗和他介紹給我們的藝術品啟發。我在進念的朋友們開始在文學、舞蹈、音樂和攝影等許多不同領域進行實驗；而我則飛進了多媒體藝術的森林，無法安定下來。我成為了一個動態影像製作人，並在錄像和舞台表演的交叉點開始了新嘗試。

我最早的影片作品之一，《借頭問路II》（1989），使用了由我錄製的榮念曾戲劇作品的鏡頭。動態影像媒體本身對我很有吸引力。事實上，影片的定幀根本就不是定格的。影片不僅僅是一個屏幕；它也是一個黑盒子，可以輸入和輸出。影片是一面鏡子讓你可以觀察自己，但它也是一個讓人創造新生活、時間和空間的電子舞台。

1996年，榮念曾邀請我參與他的影片裝置《錄像圈》。這件作品擴展了他共同創造和合作的概念，而這次則是為影片藝術家提供了一個平台。在進念的劇院和工作室中，榮念曾總會創造空間讓大家互動、實驗和進行腦力激盪，以培養我們的合作精神。我會將這些創作過程描述為我們之間以及我們與觀眾之間的對話。以類似的方式，我們把對話輸入《錄像圈》，而其輸出隨後則在影片的黑盒空間中可見。《錄像圈》的靈感來自易經。在圈中擺放了三十二部相同的顯示器；顯示器的屏幕朝內，因此觀眾需要先走進圈內才能觀看影片。我們可以由這件作品看出「陰陽」的概念；屏幕是明亮的「陽」，就像硬幣的頭像面。但是當我們站在圈子裏時，卻沒有辦法看到所有的陽氣，因為有些屏幕根本不在視線範圍。《錄像圈》在一個自動播放平台上運行，每個VHS播放器連接到一個獨立的監視器，以交錯的順序播放藝術家的作品，從順時針或逆時針方向上創建一個橫跨三十二個屏幕的循環。在時間方面，兩台相鄰的機器中具有大約五到八秒的回放滯後。磁帶在一天中播放多次，每個作品僅在另一個結束後開始播放。然而，錄像帶的張力以及VHS播放器的機制並不完美。隨著時間的推移，影片播放之間的差異會慢慢增加。

這個由VHS播放器、藝術家和觀眾組成的平台創造了全新的觀影體驗。《錄像圈》不僅提出了自動書寫和閱讀的理念，還提出了對二元論的評論：機器和人類；積極和消極；吸氣和呼氣。我發現《錄像圈》非常吸引人，就像John Horton Conway的《生命遊戲》一樣。榮念曾推出了超過六個版本的《錄像圈》，其中分別來自亞洲、歐洲和美國的一百多位藝術家都作出了貢獻。這件作品不僅見證了藝術實踐的差異，還見證了地域和世代的差異。

進入數碼年代，播放器不再存在滯後時間、錯誤或者延遲。但為了在今天依然可以表演《錄像圈》，我們需要設計一些錯誤讓它可以「完美」運作。縱使如此，我們的生活仍然不完美。我們不是一樣的個體。我們每人都需要一點點人情味使我們與其他人分別開來。在易經中，可以通過解釋六十四個卦符來預測變化。電腦使用0和1的二進制算術，一次性為我們提供超過一百萬種可能性。量子計算更超越了二進制；所有錯誤和差異都是自動和活躍的。《錄像圈》是一個策劃平台，但同時也是一個眾包項目。我很高興它在我們擁有互聯網之前就存在了。這件作品是如此的強大，以至於它先佔了一個全新的圖像、網絡和技術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