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ein Lin 談 Antony Gormley

我正乘坐巴士穿越倫敦的滑鐵盧大橋去拜訪在BBC Burmese Service工作的朋友，當時我看到一個男人站在行人道上，看起來好像剛從泰晤士河裡出來。他的身體看起來塗滿了啡泥。在回程的路上，我才意識到這個「人」其實是一尊雕像，更在附近的海沃德美術館（Hayward Gallery）的屋頂上發現了另一個雕像──當時Antony Gormley的個展「盲光（Blind Light）」正在展出中。

那是2007年。我在前一年從仰光搬到了倫敦。當時我四十歲，終於有機會更深入地了解國際當代藝術界。出於好奇，我參觀了海沃德畫廊；而直到今天我還記得那個賦予了展覽名稱的裝置：《盲光》（2007）。一個充滿迷霧的房間，觀眾在其中摸索着前行──就彷彿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一樣。

另一個Gormley的作品就是《床（Bed）》（1980–81）。我第一次在2008年泰特利物浦（Tate Liverpool）遇到了泰特（Tate）系列的一部分雕塑。數百片麵包被堆放成低柱，構成了雙人床墊的形狀。藝術家花了幾個星期的時間吃掉了大量的麵包，最終留下了兩個身體形狀的空隙。雕刻家使用日常的材料來創造負空間的概念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在2009年進一步把自身與Gormley的作品聯繫一起──當時他被授予了把作品放上倫敦特拉法加廣場第四柱基（Fourth Plinth in London’s Trafalgar Square）的資格。為此，他創建了為期一百天的活動《One＆Other》（2009），讓不同的參與者以他們喜歡的方式佔據該基座一小時。這些志願者是通過線上抽選系統招募的。當然，我也申請了，但沒有成功。後來我才知道Gormley本人也提交了他的名字但沒有被選中。那些名字被抽出的人被一台起重機吊到了基座上，在聚光燈下度過了他們的時間。我的幾個朋友都很幸運，有機會參與其中。其中一個人用他的時間朗讀扶手椅上的詩歌。另一位朋友則是緬甸的人權鬥士，他拍攝了我在2006年描繪的昂山素姬肖像畫，在該回收卡片上還有政府報紙的頭條新聞；他在空中分享了六十分鐘，仿如讓我代替他踏上了基座。參與者的行為分別由四台攝像機拍攝，並直播到世界各地。作為自1996年以來在緬甸開創表演藝術的人，我參加過許多只通過口口相傳的活動。有時這些事件是有錄影的，但這些記錄卻經常丟失。因此，《One＆Other》的播放和記錄方式讓我感到震驚，因為它將技術作為對當代藝術和社會作建設性用途的例子，將一個人的行為與幾乎無限的公共空間聯繫起來。

我還很喜歡Gormley的另一項充滿社區參與的作品。《土地（Field）》（1989–2003）包含了數千個由不同貢獻者創作的微型粘土雕像。當我與不同社區合作時，我也努力地尋求類似的實用極簡主義。在《Culm Nation》（2016）中，我讓我村里的人們根據自己的面孔，用童年時當作玩具的當地竹子製作面具。在《A Show of Hands》（2013– ）中，我與緬甸的數百名政治犯交流，並通過為他們製作手模和討論他們的經歷來紀念他們所作的犧牲。

但是我對Gormley的作品特別感興趣的是他會使用自己的身體；因為當我還是一名政治犯時，我也曾經使用身體作為在沒有畫刷或其他工具的情況下創造藝術的手段。通過這種簡單的媒介，Gormley捕捉到了個體的存在、生命的掙扎、以及對免於痛苦的追求。這些想法與佛教哲學的基本原則產生共鳴，而我也試圖將其嵌入到我的作品之中。

年輕的時候，Gormley曾花了三年的時間與印度的大師U Goenka一起冥想。U Goenka自2008年以來一直指導我的冥想練習。因此，我認為Gormley不僅是一位令人欽佩的西方當代藝術家，他的作品接近於與佛教哲學的聯繫，也是我的佛法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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