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亞·蘇萊曼(Elia Suleiman)2002年電影《妙想天開(Divine Intervention)》的開場中,一名中年阿拉伯男子在拿撒勒的一條街上開着車。一路上,他都會向經過的親戚和鄰居微笑並互相揮手打招呼,同時一根叼於嘴中的香煙則輕輕的搖晃着。慢慢地,隨着背景音樂緩緩變弱,他的低聲嘀咕漸漸變得清晰。原來他在熱情揮手的同時其實在咒罵每一個人,而每句褻瀆都比之前的更糟。
我是2002年在芝加哥藝術學院的Gene Siskel電影中心看的《妙想天開》。當時我住在芝加哥,剛從藝術學院附屬的學院完成我的碩士學位,並為了還清學生貸款從事着行政工作。雖然當時世界已經步入二十一世紀,可在美國,「國際藝術」的定義似乎僅限於一些象徵性的、持著刻板印象的駐美外國籍藝術家。我完全感受不到任何靈感,所以準備停止藝術創作並搬回巴基斯坦。在那些年間,唯一一件令我感到興奮的事就是我開始非正式地製作影片。我在藝術學院學習的那幾年都從未學過影片或電影製作,但這些動態影像給我帶來了之前在繪畫時從未有過的熱情,使我投入其中。
《妙想天開》中另一個我最喜歡的場景是一對定期在以色列檢查站旁停車場中會面的情侶─因為女方住在拉撒拉,而男方住在拿撒勒。兩人安靜地並排坐於車中,慢慢地撫摸着彼此的手。他們的目光始終矚視着眼前以色列士兵與巴勒斯坦通勤者之間無休止的互動。終於有一天,男子搖下車窗,放出一個印着亞西爾·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臉的紅色氣球。隨着氣球緩慢地飄過檢查站,困惑的士兵們跑來跑去,一邊吶喊着命令一邊抓起步槍,困窘於是否應該擊落這個空中物體。在氣球引起的混亂中,這對情侶啟動了汽車,悄然無聲地穿過了檢查站。
這部前所未見的電影給我帶來了一個當頭棒喝。電影中的幽默和編舞讓我想起了法國導演雅克·塔蒂(Jacques Tati)的電影,不過那些作品有更多政治色彩,且結局是黑暗的。我意識到通過日常的手法是最有效的談論「大事」的方式。安靜和重複的片段,可以吸引人舒適地坐着觀看─就像人們每天在同一個巴士站候車時觀看街景一樣。蘇萊曼導演安靜的、幾乎不引人注目的敘事法就是以這種方式,使我們只能通過反覆出現的行為和事件來理解他作品中的各種角色以及角色互相之間微妙的關係。這部電影講述了一個和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一樣醜陋的故事,引導觀眾以嘲諷的態度輕描淡寫地看待局勢,並在恰當的時機以慈悲的態度看待此事。我們都笑着觀看片中鄰居之間、以色列定居者與當地阿拉伯人之間緊張的關係和爭執方式,因為這些場面是如此平凡而又生活化。但是隨着電影繼續進行,我們的心又一次一次地破碎,因為這部電影,就好比現實情況一樣,並未提供任何解決方案。它只是展示了某個地方的幾天生活而已。
緊隨其後就是我的電影《RESERVED》(2006)中的場景了。這個城市似乎是南亞的某個城市;在繁忙的街道上,所有的交通都停止了,唯有貴賓車隊可以通過。天氣很熱。所有人都被困住了。一名男子打開車門,問附近車輛中的男子借了根香煙。另一位男人在收聽收音機的音樂同時,心不在焉地用車匙掏耳朵。一對夫妻似乎產生了爭執。人力車的司機藉着這個停頓走出來,清潔他的車。一組四口之家努力地維持在摩托車上坐着。當他們都在等待的時候,一個出售大型紅色氣球的供應商就在這些汽車之間移動着。
SUBSCRIBE NOW to receive ArtAsiaPacific’s print editions, including the current issue with this article, for only USD 95 a year or USD 180 for two years.
ORDER the print edition of the Nov/Dec 2019 issue, in which this article is printed, for USD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