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引來的社交疏遠顯露了不少事情，其一是我們的內心生活有多麼貧乏。為甚麼家居活動指南那麼流行？難道我們不知道如何獨自生活嗎？為甚麼在疫症盛行的時候，仍有一班心懷不滿的放假學生，願意冒著生命危險「在所有店鋪關門前醉個痛快？」這些都是外向型世界秩序的症狀，它建基於聲量大卻不一定合理的意見之上，而這些意見被公開兌換為社會（和實際）資本。

在這個外向型世界秩序下，我被迫在聚會上露面和發言。我的沈默使我喪失了賞識和機會，而我為了適應環境而作出的嘗試卻損害了我的心理健康。我很樂於宣誓，效忠於Hamja Ahsan於《Shy Radicals》中所概述的、早該實行的反霸權主義革命。

《Shy Radicals》 收錄了一系列基於阿斯匹基斯坦共和國（Republic of Aspergistan）的諷刺文章──那是一個「受壓迫的、害羞、內向和自閉症譜系的人們所期盼的故鄉。」恰當的小字體印刷在口袋大小的頁面上，緊緊地裝訂於平淡的灰色封面下，猶如默默地拒絕被打開。十六個章節的第一個是阿斯匹基斯坦的憲法草案，當中「以老子的格言『你越安靜，你聽到的東西越多』作為其基本原則。」我為《害羞教法（Shyria Law）》第三十條所規定的「廢除預展，開幕儀式和開幕派對」的前景感到高興，「這可促進名流階級的清洗。」縱使民族自豪感的公開展示大多使我困惑，但是根據第二十四條，我還是會把貝殼舉到耳旁，傾聽阿斯匹基斯坦的國歌。

 但是《Shy Radicals》不僅是內向者的烏托邦幻想，更是對外向者至上主義的尖銳批判。如果您想知道Paris Hilton、伊斯蘭國和帝國主義的共同點，那就是他們專橫的炫耀和鋪張。在接受匿名記者採訪時，阿斯匹基斯坦公民和政治犯Amy Littlewood進一步描述了外向至上主義意識形態的普遍性，並直指《How to Survive in an Extrovert World》等自助型書籍的作者為叛徒。她質問：「為什麼他們要首先假設這個世界屬於外向者？」

的確，外向至上主義的真正危險之處在於它對我們「解放」的想像之控制。「同盟與聯盟」一章對Malcolm X的說法提出了質疑，他聲稱：「如果您想要爭取某些東西，您最好製造一些聲音」； 「實際上，這意味著接受社會秩序以其原始的階級形式存在：一位必須以音量蓋過的更高權威、一處要面向而尖叫的高處、一層要攀登的階梯。」讓我們以八字真言表明一點：真正的解放源於平静。

CHLOE CHU 著

李文於2014年9月寫道：「愈死亡，我愈是活下去。」自這位新加坡藝術家於2019年3月去世以來，他的生活和作品引起了更大的共鳴。他探索多種族社會中的緊張和矛盾的關係，並在他的行為藝術系列《Journey of a Yellow Man》（1992–2012年）中表現了出來。這種想法不僅限於研究因種族和族裔類別而造成的暴力和社會控制手段，更如他在1997年的一次演講中所說，「擴展到包括階級分層、語言、宗教、性別、性取向、政治、科學和生態。」李在倡導他所謂的「緊束社會中更為成熟的開放性」時，看到了文化領域與迫切的政治憂慮之間的交點。

《Boring Donkey Songs》 涵蓋李從2013年至2016年創作的詩歌，是藝術家的生存方式的寫照。該書的編輯黃漢衝認為，儘管李大抵上不是一名作家，但他的詩作在它們「抒情性混亂和慣常的荒謬」中體現了他對「那些對政治和藝術獨立有著強烈主張的人的全面歡迎及珍視。 」 李的「反詩歌」不依常規，像日記般具有重複性，常常聽起來像是為他的吉他而準備的。例如抒情的一首：「月光落在我的肩膀上／我有22度的孤獨感／我們的歷史充滿了謊言／而我充滿22度的孤獨感。」正如黃漢衝所指出的那樣，這位藝術家確實把文字編成了歌曲，並在網上分享了他的音樂項目Anyhow Blues的錄音。

李的詩歌以憂鬱和個人掙扎為特點，例如應付帕金森氏病的鬥爭。2015年7月的一首詩開頭為「每天我醒來時感到痛楚／眼含淚水／我艱難地伸手去拿我的藥物，官方化學物。」其他詩則像迷你文章，包括2014年10月譴責權力集中化、核能和軍事化的一篇。在書中，李還向在他之前的、具有影響力的行為藝術家致敬，包括他的導師唐大霧、謝德慶、還有聲名狼籍的吳承祖。吳承祖曾因在1994年抗議12名男同性戀者被捕的表演中修剪陰毛而在新加坡被起訴。其中一首詩只有一行：「我將以我的詩歌換你的政治宣傳，這樣我就不必被放在你爸爸的議程上了。」李經常描寫藝術、死亡、愛情和自由的交織，並帶有「未實現夢想的夢想家」的所有原始情感。正如他在《Pledge》中所說：「我的心每天為尋找美麗而奮鬥。」

HG MASTERS 著

Michael Rakowitz在他的最新著作中指出：「我大多數的作品都利用了一路上所失去的東西及它們的缺席。」 《I’m good at love, I’m good at hate, it’s in between I freeze》記錄了他針對Leonard Cohen而展開的同名長期藝術項目。這位已故音樂家對於以巴衝突的立場並不清晰。這一項目或可以說是Rakowitz對Cohen的政治立場的臆測 。正如Rakowitz對自己的創作所描述的一般，這一組作品主要集中於兩件沒有發生的事情上：Cohen於2009年在拉馬拉被取消的一場音樂會（他在特拉維夫的演出受到杯葛後宣布了這個消息，引來逢君之惡的指控），以及Rakowitz自己於約旦河西岸上演Cohen的音樂節目時備受阻撓的嘗試。

本書展現了這項計劃受到的不同影響，包括藝術家與Cohen音樂的個人關係。他發現這位歌手曾在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Yom Kippur War）期間為以色列軍隊獻唱，而Rakowitz即以「不同的立場」來重述和透露該故事（這是向Cohen在1984年派台的專輯《Various Positions》致敬。）書中重制了Rakowitz在2015年寫給這位詞曲作家的信件。在信件中，他考慮到以驅逐巴勒斯坦人作為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的「代價，」而藝術家自己作為阿拉伯裔猶太人的背景更突顯了此難題（「現在聽起來就像是個悖論」。）這封未得到答覆的信件成為Rakowitz的作品草圖，一個關於Cohen作為「戰士詩人」逗留在西奈半島的故事。在一張兩年後拍攝的電影劇照中，拉馬拉的阿爾罕布拉宮酒店──一個世紀中期明星的加油站──成為了重演Cohen旅程的抽象圖像。當中Rakowitz的朋友，音樂家Marc Joseph Berg，與數張真人大小的、Cohen在沙漠時所拍攝的照片投影融為一體。

在這個項目中，不同面向的圖像和聲音的疊映是一種抽離作者的敘述形式，勾畫出檔案庫的輪廓和藝術家的推測。本書的特點是留白：一部被遺棄的電影劇本以攔腰法而被摘錄其中；從票根到瓷磚地板上的舊唱片套，零碎的照片將研究材料去脈絡化。這裏還有對Rakowitz其他系列作品的一些暗示，其中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子，是他在《The invisible enemy should not exist》（2007年– ）仿製遺失文物的雕塑品中，用過的阿拉伯文食品包裝碎片。對於這一點，藝術家在這本書中提到：「我在創造的東西並不是一種重建。這其實是一種重現──而它將會再次消失。」的確，Cohen有如這個項目中的幽靈，他的複製面貌和物質的痕跡無法闡明他的初衷。然而，正如Rakowitz最感人心脾的作品一樣，這種不可能性是不可或缺的，能夠同時欣賞這個激進空間的潛在可能性。Cohen是一組探索更為複雜的，對遺產、記憶和杯葛政治的密碼，它的鍛造源於希望：化解一些當今似乎不可化解的事情的希望。

OPHELIA LAI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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