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縷縷陽光透射入Pinto Art Museum的露天畫廊，微陽照亮畫廊中的菲律賓原住民藝術及當代畫作。在此，我偶然注意到畫家Winner Jumalon的一幅作品，畫中一位表情嚴肅的男人襯衫敞開，露出胸膛一條疤痕。這男人便是Joven Cuanang，曾十年前在位於安蒂波洛一座風景如畫的植物園裏創立了這間博物館，總共佔兩公頃，離都市馬尼拉車程一小時。1997年，Cuanang心臟病發作，接受了四重「搭橋」冠狀動脈繞道手術。Jumalon 2006年創的這幅畫《A Second Life（第二個生命）》便印證了Cuanang五十七歲時的瀕死經驗和他象徵性的「起死回生」。

作爲菲律賓頂級的神經内科醫生之一，Cuanang一向將藝術視爲一種藥物。他告訴我，藝術「比煩寧（Valium）更有效舒緩困擾。」Pinto Art Museum融合了他收藏的各種藝術品、對藥物的知識、和爲保育生態的倡議，這座博物館亦是醫生治愈身心的方式之一。在博物館走一圈，便會發現整個設計基於自然界的原理：沿着室外的石造建築慢行，路旁流水潺潺，佈滿本地各種花草。Cuanang與藝術家Antonio Leaño聯手在展覽區之間的樹蔭底下設置了幾張床，作爲到訪者的歇息處。附近的戶外雕塑也融入大自然和建築物的氣氛，例如Leeroy New 於2010年創的無題雕塑，是一個巨型的大腦模型，似乎正脫出建築物白漆的外牆。Cuanang解釋這雕塑參考了神經美學，而且説這門學問「讓我們明白人看到美麗的現象時會涉及到腦袋哪些部分，還有哪些神經傳遞會令我們因此而感到快樂。」

Cuanang剛踏入醫學界時已開始對藝術治癒身心的作用感興趣。1966年時Cuanang在馬尼拉做實習醫學生，一組年輕的美術系學生到了他所工作的醫院幫護士掛起戲劇背景布。其中一名藝術家就是年輕的Benedicto Cabrera。初次與這未來會家喻戶曉的藝術家見面，Cuanang回憶起：「他自願提出要畫我的模樣。」由55年前的那一刻開始，爲了紀念他們的友誼，Cabrero每隔五年就會無償繪畫Cuanang的畫像。

Cuanang醫生兼收藏家與藝術的種種接觸，啓發他漸漸建立一個不可輕視的藝術社群。在哈佛大學獲得神經病學碩士的他，1969年回到菲律賓任上醫生和大學講師的職位。爲了周末暫時離開平日工作的繁忙，他在安蒂波洛建了屋子，取名「El Refugio」（避難所）。隨着1986年的人民力量革命，前任總統費迪南德·馬科斯被逼離任後，他邀請了菲律賓大學美術系學生陪他到安蒂波洛這具有朝聖歷史文化的小鎮子；不久以後，年輕的藝術家們不只爲了畫畫和討論藝術而來到此地，還開始栽種樹木。這群藝術家包括當時未被公認畫廊鑒賞的藝術集體Salingpusa。據Cuanang說：「他們的困境令人悲嘆，於是我靜悄悄地找方法讓他們的藝術才華受衆欣賞。」他將屋子的後花園轉換成畫廊；於是，Salingpusa在90年代初第一個展覽的作品挂於一條晾衣繩上。Antonio Leaño、Elmer Borlongan、Mark Justiniani、Emmanuel Garibay、Joy Mallari和Jose John Santos III等的繪畫油畫也是在這沒齒難忘的「Sampayan」（晾衣繩）展覽中賣出。 

2010年，Cuanang將他小小的屋子變換成Pinto Art Museum。「Pinto」，即「門」，意味着「尤新的藝術表達方式，透過藝術迎接社會改變。」Pinto一號展覽廳的中心作品是Salingpusa煽動性的多聯壁畫《Karnabal》（1992年）。其中一幕，菲律賓漫畫超人Darna在跳鋼管舞；在另一個畫面，玩具士兵一邊槍射櫃架上的農夫，生意人一邊在角落沉睡。這些震撼的畫境抒發了藝術集體對國家在馬科斯倒塌後艱辛的復甦過程的千思百慮，更表達了國民對重新回生、興起的渴望和要求。博物館其它角落也藏著不少藝術家贈給醫生的畫作。館廳掛着的一副油畫裏有個陳舊的醫生包，裝着血壓計和神經鎚—都是Cuanang行醫常用的道具，而Cuanang所用的醫生包並擺設在油畫前的玻璃底座。油畫是畫家Santos於 2011年嘗試透過真人實物，概述Cuanang對醫學一心一意的精神而創的。 

Pinto除外，Cuanang也管理其它藝術空間，其一是奎松市庫寶區的Boston Gallery。Boston Gallery爲了幫藝術家鋪路，舉行了不少藝術家初次的個人展覽，Salingpusa也不例外。畫廊初起的目標是讓藝術家隨意發揮，不受商業的約束。Cuanang解釋道：「富裕的收藏家排擠Borlongan的光頭露宿者，又回避Garibay對教堂、政客、軍隊和房東的憤怒。賣不出的畫中，觸碰到我的心靈的，我就買下了。」雖然畫廊也迎接了菲律賓觀念藝術先鋒Roberto Chabet的學生，Cuanang說：「當時我完全沒意識自己有助塑造馬尼拉的藝術品味。」爲了擴展及延申Pinto，他在2017年與醫師兼科學家Luca Parolari在紐約合創了Pinto International，並於2018年在東京展示了五十六名菲律賓藝術家的作品，其中包括畫家Geraldine Javier、Marina Cruz和Rodel Tapaya。另外，Cuanang繼續委託藝術家，為自己辦理的醫院添加藝術品。 

Pinto七號展覽廳於2019年十二月開幕，見證了博物館的十週年和Cuanang的八十歲生日。新設的展覽廳面積佔1200平方米，是博物館有史以來最大的建築，展出的大型藝術品當中有觀念藝術家Nilo Ilarde的22, 425台壓鑄車，題目是《Pinto Art Museum充滿大致有趣的東西，我希望再增添22, 425件》（2019年）。展覽也包括多元化藝術家Salvador Alonday、雕塑家Agnes Arellano和影像藝術家Martha Atienza等的作品，分佈八間房展示。 

如今，Cuanang的生活重點也包括自己的健康狀況，因此，由於整個呂宋島在三月時因冠狀病毒病（Covid-19）而封鎖，他決定於安蒂波洛的家中為防疾助力。他委託他的老友Borlongan繪製了一幅描繪一名身穿防護服的醫生的圖畫，並在社交媒體上分享，歌頌在一線工作的人。 

雖然全球經歷一波又一波難以預測的變遷，Cuanang仍抱着希望：「世界漸漸領會文科對康復的效益，襯托須經漫長研究而發掘的藥物。祖先自古以來深知音樂、舞蹈、與説書具有治愈的能力；融合文科藝術有助於個人整體發展，意味著我們時代的復興。」無可非議，身爲神經科醫生、藝術贊助人和人道主義者的Cuanang為這復興打了重要的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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