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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時光
HG Masters
2011年的第54屆威尼斯雙年展上，Zarina Hashmi是被選中代表印度首次參展的四位藝術家之一。當時，策展人、詩人及思想家Ranjit Hoskote擔任首屆印度館的館長，他在策展論述中，將展館比喻為研究「國家」這一概念的實驗室，並引用了Sunil Khilnani的《The Idea of India》（1988年）裡的段落：「印度的民主制度的可行性及最重要的——它的中心意義，最終取決於它能否容納內部的多樣性。」Zarina在威尼斯展覽了三十六張抽象木刻版畫，《Home is a Foreign Place》（1999年），記錄了對出生地的記憶。版畫旁邊還擺放了《Noor》（2008年），一串鍍了金的電燈膽；和《Blinding Light》（2010年），一張佈滿金箔的紙張。對Hoskote而言，Zarina的藝術「誕生於對主體性的尋覓，由1947年印巴分治所帶來的創傷塑造而成。她的創作深刻地體現了印度誕生時，『獨立』與『分裂』並存的一刻，及她一生中作為東南亞穆斯林教徒，對身分認同感和歸屬感的困惑。」
Zarina於1937年出生，在阿里格長大。她的父親，Sheikh Abdur Rashid，是阿里格爾穆斯林大學（AMU）的一名歷史系教授，家人來自旁遮普省。Zarina在《亞太藝術》第54期與Samir S. Patel回溯道：「從文化角度來看，我們在阿里格是伊斯蘭教徒，但我們一直把自己看作印度人。」1947年8月15號，當英屬印度被分割成印度和巴基斯坦時，Zarina僅十歲。2017年，Zarina在紐約大學的Asian/Pacific/American Institute演講時，回憶起當年聽到屋外的暴動聲後，與母親和姊姊乘著火車逃到了德里的由她叔叔管理的難民營。與路上親眼看到的堆積如山的屍體相比，她認為自己比起因宗派暴亂而喪命或流亡的幾萬人幸福。對Zarina來說，「分裂的痛苦來得更晚」，在她有生之年，她目睹了世俗化、多元化的印度，如何在這些針對伊斯蘭教徒的暴動和屠殺中破滅。
抱著成為建築師的願景，她在AMU修讀數學。1958年，她嫁給了一位印度籍的外交官員，Saad Hashmi。他的工作將他們先是帶到了曼谷，她在那裏學會了木刻版畫。同時，她的家人在1959年搬到了卡拉奇。在德里短暫的停留後，Hashmi巡迴般的生活方式又將他們帶到了巴黎。在1963至67年間，Zarina在Atelier 17跟從Stanley William Hayter學習凹版印刷。1974年，她又自行到東京，拜木刻印刷師傅吉田遠志爲師。
《Home is a Foreign Place》系列中的《Moon》，1999年，烏爾都語字印桑皮紙， 粘貼於Somerset紙張上，36幅木刻版畫，每幅41 x 33厘米。照片由Farzad Owrang所攝。版權歸藝術家所有。圖像由藝術家及紐約Luhring Augustine畫廊提供。
在這段時間裏，她認識了不少印度的現代主義藝術家，包括1960年代初認識的Nasreen Mohamedi和Tyeb Mehta；在巴黎認識的Krishna Reddy、SH Raza和Akbar Padamsee；還有更多在1968至74年間，搬回德里時遇到的藝術家。當時，她在新德里的Gallery Chanakya及Kunika-Chemould Art Centre以及孟買的Pundole Art Gallery開設展覽。駐巴羅達、由藝術家Gulammohammed Sheikh和Bhupen Khakar共同編輯的雜誌《Vrishchik》，曾在1970年的一期中以她的版畫《Cage》（1970年）為專題。作品描繪的是一個由直立的木板拼成的立方體，這呼應了雜誌社評中所提到的「反對社群主義」的議題，批評了大屠殺、社群暴動、以及將南越俘虜囚禁「在『老虎籠』中」等種種行徑 。
最終，在1975年，Zarina搬到了紐約，並在那裡定居了四十年。她在Feminist Art Institute教了十年書，並且在1979年的一期《Heresies：A Feminist Publication on Art and Politics》中，參與了「第三世界女人：身爲『他人』的政治議論」的編輯。後來在2018年，她告訴策展人和藝術史學家Sadia Shirazi她離開這本刊物的原因：「在我心目中，女權主義不是燒胸圍，而是爭取同工同酬。」另一個原因則是除了她以外，期刊中並沒有其他的共事者是有色人種，雖然她確實透過這本期刊結識了藝術家Howardena Pindell。1980年，Zarina與藝術家Ana Mendieta及宮本和子在A.I.R. Gallery一同策展了「Dialects of Isolation：An Exhibition of Third World Women Arti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今年5月6號，Gallery Espace在網上舉辦的一場藝術家對話中，攝影師Ram Rahman回憶起他70年代與Zarina在紐約共度的時光。當時他們都生活在市中心被遺棄的閣樓裡，經常一起逛堅尼街上的商店，尋找可以用於創作的有機玻璃模型。當時，Zarina正在用紙張製造擁有重複性的建築型雕塑，如《Corners》（1980）中排列的梯形，或《Pools》（1980）裏的正方形。Rahman形容道，「她的作品雖是極簡的，但從不抽象，一定會引用不同的文章、詩歌或建築。」1973年，在所羅門·R·古根漢美術館舉行的回顧展中，Eva Hesse既抽象又具體的雕塑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尤其受這些作品觸動，並想起Hesse逃離納粹德國的童年經歷，認為Hesse是她的「一個知己……同是出生在異鄉，並同樣感受過失去的痛苦。」正如Hesse主要運用的乳膠、樹脂和聚酯纖維令人聯想起人體，Zarina的「紙張就如肌膚，它能夠被染色、穿破或塑像成模型，具有呼吸和老化的能力。」
語言和詩歌在Zarina的創作中尤為重要。在父親過世那年，她沿着阿里格家房子的邊緣，書寫烏爾都語的常用語，創作出《Father’s House 1898–1994》（1994年）。她告訴Samir Patel：「我的童年的每一部分都牽涉了語言，因為一切都圍繞著烏爾都的文化、詩歌及文學發生。」在作品《Home is a Foreign Place》（1997）中，每一幅木版畫的幾何圖形，勾畫出象徵著畫中主體的烏爾都語單字。《Home》是阿里格的房子的平面圖，而《Moon》刻畫了月相的循環。她在2011年由Gallery Espace出版的《Conversation with My Self》一書中寫道：「我選擇用烏爾都語並不是因爲它書法的優雅，也不是因爲它擁有異國情調。我選擇將作品放在歷史的一刻，捕捉人們仍然書寫或閱讀烏爾都語的時刻。」
Zarina自己常感受到「詩歌和字詞有時比圖像更有代表性……我會先用文字思考，然後才創作出畫像。」在新德里Kiran Nadar Museum of Art舉辦的2020年的展覽「Zarina：A Life in Nine Lines | Across Decades – Borders – Geographies」中，策展人Roobina Karode觀察到Zarina的創作過程之所以非凡，在於「詩歌與集合的優美結合」。同樣地，Ram Rahman提出，雖然明白烏爾都語的觀眾能夠以另一種層次去體會她的藝術，「但在不能明白這些婉轉的語言表達的情況下，作品本身的視覺語言足以觸動觀眾去理解她所表達的深度。」而在2012年Zarina於洛杉磯漢默美術館（Hammer Museum）及紐約的古根漢美術館舉行的回顧展「Paper Like Skin」中，學者Aamir Mufti則在展覽文章中寫道，「（Zarina）所用的單詞及詞組，為這個矛盾世界中的一個複雜的互譯空間，展開了探索的可能。」
《Atlas of My World》，2001年，烏爾都語字印桑皮紙，六幅木刻版畫，每幅65 x 50厘米。照片由Farzad Owrang所攝。版權歸藝術家所有。圖像由藝術家及紐約Luhring Augustine畫廊提供。
Zarina一生游歷世界各地，寫下這句擁有字面涵義及形而上學的話：「在發掘自己人生旅途與終點地的過程中，地圖成為了必需品。」她用《Atlas of My World》（2001）延伸了她的個人地圖，作品中的六幅木版畫展示了她居住過的北美洲，西歐、東南亞、日本和被分裂的印度次大陸。在後來的《Cities I Called Home》（2010）系列中，她創作了五幅木版畫地圖，分別代表阿里格、曼谷、德里、巴黎和紐約。如藝術史學家Vazira Zamindar 2017年在Asian/Pacific/American Institute舉行的學術論壇中所説，Zarina的地圖「利用了製圖的每一筆所擁有的力量、魂魄及陰影。」對Zamindar來言，Zarina所刻畫的路綫與邊境充滿思想與感情，與現代化國家中少數族裔所遭遇的流散及失去緊密相關。正如Zarina在2017年反映道，「家在何處？在想像中。就像 [Federico García] Lorca所說的，所有偉大的藝術品都擁有一線憂愁。」
她最具代表性的其中一幅作品，《Dividing Line》（2001）年是一幅木版畫，鋸齒狀的黑線宛若一道分裂了頁面的閃電。Aamir Mufti形容這作品猶如「姿態搖擺不定的市場經濟」。Zarina本人則寫道：「我畫的第一條界線，就是在印巴邊界之間那條分裂了無數家庭及人生的界線。」若作品沒有仔細描繪出邊界上特定的地點，但突出了印巴急速分裂所造成的混亂及痛苦，那麼她的版畫刻畫的便是她個人的、心靈上的地圖：「我不需要對照地理地圖；這條線畫在了我的心上。」
隨著Zarina更多地回顧她的人生和事業——在失去了家庭、國家及語言之後，她流離失所的遭遇和感受，不僅在創作中得到放大，更在她的蘇菲派信仰中得到解脫。她在《Conversation with My Self》的末尾寫道，「我的作品與記憶有關，但到了最後，一切都必將散去，沒有什麼是永恆的⋯⋯我正準備拋棄靈魂地黑暗，邂逅刺眼的光明。」
Zarina (1937–2020)
Sarah Burney
Zarina的一天從剝開並吃掉七顆她泡了一整夜的杏仁開始。
她討厭雞蛋，但常在吃早餐的時候吃它。
「好的蛋白質。」
搭配一塊布里歐。
當然，還有茶。Renu從印度買來的。
只有Renu的茶。
覺得寫郵件很枯燥但從來沒有落下一封。
渴望創作藝術，閱讀並觀賞藝術。
徹底地明白她的紙張是怎麼做成的。
刻畫她自己的方塊。
不相信試刻本。
「不要以為你刻的就是錯的。」
將水彩獨幅版畫稱為「壓縮的繪畫。」
很少聆聽音樂。
在Fatehpur Sikri遇見極簡主義。
從不忘記一座廢墟的質感。
1976年搬家的時候，隻身一人將切爾西公寓天花板上的毛茸茸的勾子取了下來。
非常整潔。
有條理。
從來不想要一個場外的工作室。
過度使用她的標籤製造機。
在一個放滿玻璃珠的方形花瓶裡，在水中種竹子。
令Trader Joe’s的蘭花常年綻放。
在肚子餓的時候問你是否餓了。
在滾燙的爐灶上為我們烹煮上乘的菜式。
堅持不在午餐或下午茶時間工作。
厭惡可棄餐具。
抱怨過我們用一整天喝茶。
會買你喜歡的餅乾。
清洗並重用保鮮袋。
享受參加或舉辦派對。
只擦黑色或金色的指甲油。
喜歡自己短的白髮。
常穿得像她的作品一樣。
噴Serge Lutens Fleurs d’Oranger的香水。
永遠為年輕藝術家騰出時間。
會閱讀你隨口提起的書。
以諷刺和不贊成的態度談論八卦。
因不合時宜的玩笑而暗自發笑。
並偷偷的自己大笑。
尊重Liz的紋身。
在你稱呼她「老狐狸」的時候假裝生氣。
每當我說我喜歡《麻雀變鳳凰》的時候，從未停止取笑我。
為了禱告而保留星期五下午。
星期六觀看藝術。
喜歡與博物館保安及畫廊接待說話。一直記得他們的名字。
保存好所有別人送她的藝術品。
在我們不小心打碎的雕塑上簽名，並送給我和Yukari。
非常相信她的理髮師、美甲師、麵包師及代理人。
原則上多付給她的管家。
自學法語。
熱愛科技。
告訴我她不懂「害怕」的意思。
是一個穆斯林藝術家。
是一名教師。
喜歡在晚上吃朱古力雪糕。
常因為逛YouTube而不小心熬夜。
從未停止過對她姊姊Rani的思念。
患上阿茲海默症後仍能背誦烏爾都語的對聯。
與Saima和Imran在一起的時候最開心。
時刻準備。
《Blinding Light》, 2010年，24克拉鍍金Okawara紙張，垂直切割，185 x 100厘米。照片由Farzad Owrang所攝。版權歸藝術家所有。圖像由藝術家及紐約Luhring Augustine畫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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