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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窗，《鋰礦湖與複音孤島》，2020年，三頻道彩色有聲錄像靜照：35分55秒。圖像由藝術家及上海天線空間提供。
台北雙年展： 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
1972年十二月，阿波羅十七號的船員在前往月球的旅途中，拍攝了一張地球家園的照片。俗稱的「藍色彈珠」成為了最常用的地球圖像，將那渺小又遙遠的圖像永遠地刻印在人類對於自身的想像當中。由Bruno Latour、Martin Guinard和林怡華策劃的2020台北雙年展，以「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為題，專注於展現世界的不同視角和其透露的意識形態，提出全新視角來觀察我們在宇宙中的定位。
在這次位於臺北市立美術館（TFAM）的展覽中，我們可以切身體會法國環保組織zadistes的主張，「我們並不是在捍衛自然；我們是自然在捍衛自己。」新冠肺炎促進了針對人類在地球上的行為而引發的緊急探討；這樣一來，並不是自然令我們感染上了病毒，而是自然本身感受到了沉重的病情。此外，這顆病重的、生態遭受破壞的星球不成比例地影響著資源最匱乏的人群。以這種分裂為主軸，這次雙年展把博物館重塑成了一個「天文館」，由五個星際體代表五個這個時代的共同話題。
展覽的星際地圖中五個區域分佈於大小不一的空間，掩蓋或回避了彼此的軌跡。有些肆意地伸展，有些一枝獨秀。這其中最豐富的是「實地星球」，以其引力建立了審視地球的新框架。與其將星球視為衛星望遠鏡的末端，它令我們從上至下，由森林枝椏的頂端到地下水底，審視地球「臨界區」中經歷的變化。《Oceans in Transformation》（2020年）中，螢幕突兀地聳立於展覽空間的地面上，緩慢地播映著失序違和的地圖。獨立研究團體領土仲介所（Territorial Agency）在這些難以捉摸的海域影像中，詳細地刻寫了人類干涉的痕跡，一絲不苟地將我們對海洋生態的影響組成了圖冊。同樣地，劉窗創作的華麗的電影《鋰礦湖與複音孤島》（2020年）凸顯我們如何挖掘並索要地球資源，將縱容的視線投向壯觀的水壩和五光十色的礦物湖，在冷漠的展覽空間中更令人觸景生情。
在「實地星球」的另一處，微生物學家Lynn Margulis和化學家James Lovelock的「蓋婭圖表」，將地球作視為一個與其所有居民相輔相成的自我調節系統，擴展了關於人類與「臨界區」之間必不可少的連繫。在Jean-Michel Frondon和Rasha Salti的《Interspecies Cinematic Encounters》（2020年）中，數十個屏幕交錯的裝置在扭曲的測地線支架上嗡嗡作響，反映了人類與自然互動產生的不同影響。這部作品的基調在恐嚇與超然之间搖擺不定，當中刻畫的人類依賴暖風，與動物討價還價，勉強逃離危險的荒野，強調了我們周圍生態系統中的多元性。然而，展覽中最凸顯、符合蓋婭的原則的則是John Feldman的《Symbiotic Earth》（2020年），藝術家利用Lynn Margulis和她親友的採訪集來分析這位偉大的科學家和她範式轉移的作品。
MIKA ROTTENBERG，《Cosmic Generator (AP)》，2017年，單頻道彩色有聲錄像裝置靜照：26分36秒。圖像由藝術家及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抵達「全球化星球」，人們被帶領入全球融合的夢想以及氣候變化是如何阻礙夢想實現的勘測之中。Mika Rottenberg的錄像作品《Cosmic Generator (AP)》（2017年）揭露了將物品和資產從星球一端運到另一端的交換網路，棲身於同一條夢幻的地下鐵路上，鏡頭審視墨西哥邊境的中國餐廳與販賣各式塑料的中國市集之間的聯繫。即便全球化的網絡系統常常侵犯人們的行動，Rottenberg巧妙地向這些在資本主義亂流之中綻放的同理心及團結精神致敬。
另一方面，Antonio Vega Macotela的巨型《Burning Landscapes》（2019年）不祥地暗示著這些管道的進一步優化可能會繞開網絡以及普通人的需求。 Vega Marcotela陰森的織毯刻畫的死氣沈沈的景象中，暗藏富豪們逃稅時洩漏的情報。走近細看，在大量混雜的像素中，單色的雲朵及森林景象有如破碎的QR碼一樣呼之欲出。這一系列敏銳地揭穿當代交流可能出賣社群以及迴避人類的認知。這與台灣原住民排灣族藝術家Aruwai Kaumakan的編織裝置形成了強烈對比，她和族人們將密切的社區意識編入血紅色布料。藝術家高大的布藝雕塑如蘑菇般從牆上冒出，像青苔一般生長在牆角，其規模見證了共同勞動的創造過程。這兩項編織的作品體現了促進人際關係的方案與獲取資訊的非人道途徑之間的緊張局勢。
ANTONIO VEGA MACOTELA，《Burning Landscape VI》，2019年，圖像隱碼術、提花織毯，440 x 560 厘米。展覽「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台北雙年展，2020年。圖像由藝術家及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在這個年代，全球化過程中所產生的「贏家」與「輸家」之間的鴻溝之中，團結（又或是其託辭）充滿了局限性。意識到這一點，本次雙年展接納了一個多元的平台，來提倡一個更加可持續、公正的未來。然而，展覽精神中固有的視角多樣性並不全然能在作品中顯現出來。例如，在互動裝置《muzungu （those who go round and round in circles）》（2016年）中，前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分析員Julien Seroussi和藝術家Franck Leibovici邀請觀眾阻止2003年剛果民主共和國的民兵村莊屠殺的案件。利用磁鐵板，觀眾可重組ICC訴訟的證據照片和圖表，自行編構敘事，並對事件的核心人物得出自己的結論。這項作品成為了一項令人不安的活動，法國從業者和台灣觀眾合作，在非洲人民的司法程序當中將他們的自主權排除在外。類似地，《Learning from Artemisia》（2019至20年）中，Uriel Orlow的紀實攝影向無名的剛果維權人士致敬，他們從貪婪的西方製藥公司中奪取瘧疾治療的控制權，但這組照片未能給予他希望突出的人群所應得的話語權。在一段落中，Orlow承認作品本身可視為「提煉」的過程，但目睹這位瑞士藝術家在非洲艾草地的耕作，不禁令人思考，也許最恰當的解決方式是僅僅為他人提供他們所需要的空間。儘管雙年展盡可能深遠的規模影射了形形色色的人群，標題中的「你」和「我」是否真如策展人所言來自如此迥異的星球，這點仍然存在疑問。
在整個展覽過程中，電影作為一個關鍵的媒介將地球形象化。雙年展預示了從一個鏡頭到另一個鏡頭的重新定位，把想象地球的主要工具從望遠鏡轉變到相機。形式實驗中最新穎的是Karimah Ashadu的《Lagos Island》（2012年）。Ashadu在水邊推著一個由相機和輪子結合的儀器，她的目光從一個可以扭曲的角度重新诠釋了海灘和其居民。她在沙灘上的旅程捕捉了地球表面的生命，重新激發觀眾對于土地與人類之間關係的重視。這部作品接納了雙年展提出的全新視角，校準了那些經常被全球網絡、甚至是被雙年展本身所忽視的人的視線。然而，在這個廣闊的星際系統中，這一展覽僅加倍放大了我們對於目前所擁有的這一顆星球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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