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evor Shimizu談Dan Graham

對於那些不熟悉我的人來說，這可能有點令人驚訝：Dan Graham對我的影響很深。他的話語和作品，為我前幾年的作品提供了很多的靈感。儘管他說，「我的作品是為兒童和周末的父母而做的」，但是今天對我來說最有共鳴。我最喜歡的三個相關作品，是他的《Children’s Day Care》（1998–2000年）、《Girl’s Make Up Room》（1998–2000年）以及2014年大都會美術館的屋頂委託作，所有這些雙向鏡面亭都是激發遊戲和社會互動的裝置。

回溯一下，1999年左右，在舊金山藝術學院的錄像藝術課上，我開始接觸Bruce Nauman、Paul McCarthy和Dan Graham的早期錄像作品。在一次課堂作業中，我被要求用學校的視聽總監製作的黑白攝像機錄製一段影片。在Dan的《Performer/Audience/Mirror》（1975年）中，他交替描述著鏡子中映照的自己和觀眾的認知。大概受到這件作品的啟發，我把一條用完的衛生紙筒放進我的四角褲裡，錄製了一段我在臥室鏡子中看著自己假勃起的影像。這實際上與Dan的錄像沒有什麼共同之處，反而更像是我在課堂上看到的東西的混合體，是「展演型男性特質」的早期例子。我從未向他提起過這段錄像，但我們都同意，大多數偉大的藝術都是幽默的，一個人作品中的幽默最能被親密的朋友領會，而不一定是收藏家。

2006年，我在Electronic Arts Intermix（EAI）擔任技術助理時認識了Dan。在討論了我們共同的星座後，我們馬上打成了一片。Dan告訴我，我恰好與Francisco Goya和Vincent Van Gogh同一天生日。我們對占星術的共同興趣源於對陳詞濫調（cliché）的鑑賞，我們都緊跟鄉村音樂的潮流，並收集冰箱磁鐵。在為Dan的錄像作品《Yin/Yang》（2006年）錄製配音時，我聽到他把自己的作品與哈德遜河畫派聯繫起來，這是另一種陳詞濫調，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Dan的作品中的幽默感並不明顯，Goya的幽默感也不明顯。而如果我像最近那樣，繼續只畫風景畫，人們可能會對我說同樣的話。因此，我的生日經常伴隨著個人危機。我注意到，在美國各大博物館的推特賬戶上，Goya的生日總是被Van Gogh的生日所掩蓋，儘管Goya的喜劇性很強。Dan在大都會博物館觀察到Goya的一幅畫中的一個小細節：Goya主要是受委託工作，他把自己的名片畫在鳥喙中。他的另一幅作品中，一個男人彎腰向一個窺視孔看去，而一個女人正盯著他褲子的洞中完全暴露的屁股。

2007年，藝術家Antoine Catala和我被要求修改Dan的《Skateboard Pavilion (model)》（1989年）上的塗鴉，用於他在惠特尼美國藝術館的回顧展。繪製微型塗鴉既新鮮又有趣。在為Dan做這項工​​作之前，我幾乎已經放棄了繪畫和素描。《Skateboard Pavilion (model)》的工作促使我租了一個工作室，再次嘗試繪畫。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Dan在Marian Goodman畫廊與Sylvia Chivaratanond一起策劃了 群展「Deep Comedy」。這次展覽的主角是Dan最喜歡的紐約藝術家Michael Smith。當我剛剛開始在第一個工作室裡工作時，我並不確定我應該怎麼利用不同媒介。當時，幽默並不是我想探索的東西，儘管我最喜歡的EAI系列的錄像很有趣，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對以前的「表演」錄像感到尷尬。我甚至開始對乾燥的新概念作品感興趣。「Deep Comedy」啟發我重新考慮幽默。我開始重新回顧我在1999年創作的一幅畫，《Self-Portrait with Molly Ringwald》，也許用我的肖像作為喜劇場景中的角色是個好主意。我回到工作室，將自己畫成一個身體健康的慢跑者，海灘上的「三輪車」，以及一個只與貓相伴的單身漢。一年後，我畫了《Girlfriend Wants a Baby》（2010年），這最終令我成為一名父親。Dan Graham和「Deep Comedy」拯救了我的藝術，也拯救了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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