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與外太空的祖傳姊妹淘：與Zadie Xa對談

我與Zadie Xa的談話進行到一半時，視訊的另一端傳來了聒噪的叫聲。原來她倫敦工作室的窗外有一窩海鷗雛鳥。「它們在慶祝。它們顯然很興奮，因為它們要飛了、要獨立了。」Xa告訴我，更體現了她對鳥類叫聲的研究。並非巧合的是，在她的巡回個展 「Moon Poetics 4 Courageous Earth Critters and Dangerous Day Dreamers」（2020–21年）中，一隻海鷗與捲心菜、海螺殼、虎鯨和狐狸一起作為敘述者出演。在展覽的音頻作品中，聰明的捲心菜說：「所有的生命都對地球和她的月亮的運動作出反應，對所有行星、星星和宇宙體的波動作出反應。這就是月亮詩學。你對你所生長的土地有多瞭解？」透過展示拼接的斗篷、繪畫、雕塑和聲音元素，Xa引導參觀者進入我們所處的生態環境，以及我們不可逆轉的破壞之中。

在想象這五種生物的世界觀時，Xa傾向於未知，推翻了我們對以人類為中心的論述及地球殖民主義的認知。外太空和深海等未知領域構成了她其他作品的背景，成為了隱喻，來形容在溫哥華長大的Xa和她的韓國祖先之間無法衡量的距離。這位藝術家向我講述了在離散地生活的焦慮和自由，她迄今為止的藝術之旅，以及早已失去的聆聽藝術。

這些擔憂是如何致使你開始創作服飾和表演的？

當我離開皇家學院時，我仍然在做傳統的繪畫。我從事的是風景畫——不一定是自然風景，而是戲劇性的場景。我畫的是戲劇性的空間，人們穿著服裝或彩色的衣服。然後，我開始在三維空間中思考這個問題，因為坦白說，我不是一個很好的畫家，我有很多想法，但被繪畫的論述和歷史拖累了。這種挫折感促使我去嘗試一些完全不同的東西。我開始考慮身份姿態和這種形式的表現意味著什麼，它們的相似之處，以及在成長過程中，時裝對我來說有多重要。我一直著迷於衣服在身體上的感覺和動態，以及我們如何透過穿著投射自己。

你早期的服裝設計以拼接元素為特色，並受到嘻哈音樂和韓國薩滿的影響。你是如何得出這些影響的？

20世紀90年代，我在加拿大西海岸長大，當時滑板和滑雪板文化超級流行，嘻哈也是如此。我們甚至把嘻哈團體或不同品牌的貼紙貼在我們的滑板或滑雪板上，來顯示你喜歡什麼樣的音樂。這就是為什麼我早期的服飾出現很多拼貼元素。我也一直被民俗服裝所吸引。它是截然不同的，但我確實看到了商業化的街頭服裝和民俗服裝之間的相似之處，因為傳統服裝上往往有一些符號，對穿著者有特定的意味。其他人可能單純透過這些圖案，理解為這個人的社會地位，又或許是他們的家庭歷史。這就是吸引我去看韓國薩滿的斗篷的原因。

薩滿和主持人之間存在著共鳴。兩者都是典型的好客、有魅力的人物，與觀眾互動。在韓國有不同的薩滿教傳統，但某些薩滿能夠將靈魂召喚到他們的身體里，當他們這樣做時，他們會改變他們的長袍，採用不同的角色，以取悅他們所接觸的神——服裝是華麗的，就像音樂家的服裝，儀式就像一場表演。在某些場合，薩滿們會裝扮成男人，所以在這個主要由女性主導的文化宗教中，存在著性別上的越軌行為。在19和20世紀，日本殖民政府和基督教傳教士甚至試圖根除韓國薩滿教，將其稱為原始和歇斯底里。對我來說，這是一種女權主義的信仰，它反擊了社會習俗和殖民主義的壓力。

我受到薩滿巫師啓發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們有能力跨越不同的世界，充當生者和死者之間的調解人。我在審視自己在離散地的地位時用這個作為隱喻。我距離我的母親在她的國家的歷史很遠，而她的母親在她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我的願望是想與這些鬼魂聯繫。透過離散載體的變形，我覺得我可以接觸到祖先們的過去，重新學習母系家族流傳下來的知識。我以前的想法是「我不夠亞洲人，但我也不是白人」，而現在我被賦予了權力，在介於兩者之間的領域中找到代理權，在這裡可以出現多種身份，我可以探索不同韓國身份的具體細微差別。

為什麼你2016年在倫敦Serpentine畫廊首次啟用這些服飾的靈感來自於「talchum（面具舞）」？

我的很多作品，即使是現在，也是從關鍵的童年時刻和我認為是韓國文化一部分的物品中提取的。「Talchum」是小的、木制的紀念品面具，散落在我家四周。對於我的第一次表演，我完全沒有經驗或訓練。有趣的是，「talchum」最初由業餘演員進行的無產階級表演。在封建的韓國，每十年一次，村莊會在公共廣場上清理出一個空間，建立一個臨時的舞台，人們會扮演一些角色，如村裡的屠夫或孔子的牧師，並取笑貴族社會。社區居民已經知道劇本，並會對演員的某些台詞作出反應，從而也成為表演者。在一天之中，等級制度就像是被撫平了，你能夠釋放一些生活在封建制度下的社會壓力。

我認為呼喚和回應的形式對《Linguistic Legacies and Lunar Exploration》（2016年）很有效，因為我關注的問題之一是西方的目光。我非常清楚自己是東亞人，我不想把自己或與我合作的表演者商品化或異國化，讓我們成為藝人。問題是我們如何能夠堅持控制並與觀眾平等相處。因此，為了掌握主動權，我們不斷地在Serpentine Pavilion周圍移動，想要觀看的人必須積極參與並跟隨我們。

長袍 《Call Waiting》（2018年）的背板是一幅帆布畫，畫的是兩個女人舉著海螺殼對著自己的耳朵；在現場表演《Perfumed Purple Rice and Sateen Songs for Sadie》（2017年）的開頭，我們聽到電話的忙音，作品以「給我打電話」的指令結束；在多個錄像和聲音作品中，「回聲」和 「傾聽」等詞重複出現。你為什麼對傾聽感興趣？

我一直在思考以多種方式聆聽，而不僅僅聆聽對你說話的人的想法。它來自試圖彌補我們在社會中的病痛；這一年，已經尤其清楚地表明我們需要相互傾聽。我也在思考人們是如何聽到對方——有些人是聾子，但他們仍然聽得見。更廣泛地說，我正在努力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知識是以不同的方式在各種地方傳遞的，不僅僅是通過口頭的語言。

在以前的作品中，比如《Perfumed Purple Rice》，我試圖找到一條與祖先的精神溝通的途徑，而不一定是與我有關的。忙音或掛斷電話涉及如何失去溝通方式。這些信號強調了我的挫敗感，來自我與一個遙遠但一直存在於我的生活中的祖先群體聯繫的願望。

在 「Moon Poetics 4 Courageous Earth Critters and Dangerous Day Dreamers 」中，重點是非人類生物之間的溝通，如動物和植物。你和我沒有看到根系是如何積極地相互發送信號的，並不意味著它沒有發生。我們的知識框架只是有限的。

從你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你對動物有著深深的敬畏之心。在錄像《Child of Magohalmi and the Echoes of Creation》（2019年）中，章魚是你祖母的化身。你也把你的母親重新想象成一個海膽。為什麼是這些特定的生物？

我和許多人一樣，對章魚很著迷；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理解這種動物的智慧和它的思維方式。章魚全身都有多種思維，這一點很吸引人。我是在去了韓國之後做的這個作品；我忍不住把那裡的沿海社區和溫哥華的社區進行了比較，我在想發生在大洋彼岸的移民。我想象這種迷人的動物能夠來回移動或存在於多個平面上；然後我不難將這種強大、神秘的存在與一個虛構的、也是韓國薩滿的外祖母相比較。探討在深海領域內這個祖先人物是誰的想法，是使她更加具體化的一種方式。而在許多文化中，我們把靈性的想法與動物混為一談，動物對人如何擁有目標並與世界和諧相處有自己的理解，而人類仍在為此而奮鬥。

至於我媽媽，我有一個更傻的理由：她是個堅強的女人，就像她那一代移民中的很多人一樣，所以她有點尖銳，但她的內心卻無比柔軟，充滿愛意。

「Moon Poetics」以描繪神話中的軟體動物、動物和植物的折疊式屏幕開場。你早期的戲劇繪畫對形式和構圖有什麼影響嗎？

肯定的。螢幕將畫廊變成了一個戲劇空間，這也是我將在今年年底的表演中使用的東西。螢幕的另一個目的與旅行有關：觀眾在展覽中被帶入一個旅程。螢幕大致參考了幻想的中世紀地圖，在那裡你可以看到海裡的怪物，以及東亞的山水畫卷。有不同的符號，這是對一種韓國屏風「byeongpung」的致敬。在這種屏風上，所有的意象對當時的觀眾來說是很容易了解和辨認的。例如，在這些朝鮮時期的屏風中，太陽和月亮代表國王和王后，而仙鶴則表示長壽。這就像那些不一定識字的人進入大教堂，他們會理解彩色玻璃窗上的故事。我想創造一個通俗易懂的地圖，任何人在花時間與我或展覽相處後都能夠解讀它。

一旦你進入畫廊，長袍上和雕塑中還有其他反復出現的圖案，包括虎鯨、捲心菜和海螺殼。你認為這些是你的身份標誌嗎？如果是的話，它們說明了你的什麼？

虎鯨不一定是關於我的，而是我與它們的關係。它們讓我想起了在溫哥華的家，在那裡它是一個多產的形象。這個城市的曲棍球隊的吉祥物就是虎鯨。有些土著社區也與虎鯨有著深厚的關係；他們認為虎鯨是他們的親屬，他們的祖先。

而海螺殼和捲心菜更能說明我的情況。我一直想做關於泡菜的作品，但不是以一種完全嚴肅的方式。納帕或中國捲心菜通常被醃製成泡菜，當我看到它時，我想到了家，想到了和我媽媽在一起。這是一種我一直喜歡的蔬菜，被認為是韓國人的象徵。如今，泡菜被全球公認為是一種對腸道有益的超級食品。在我的一些作品中，泡菜作為一個角色出現，可以給你帶來超能力。

海螺殼是一個交流的接收器，是我講述故事的載體。你把它舉起來，有所有這些故事，不僅僅是韓國人可以破譯的——許多人都與海洋有聯繫。我認為貝殼是一個載體或工具，通過它可以從一個未知的空間吸收多種技術或信息。我所描繪的貝殼是蠑螺貝，是我在濟州島遇到的。它確實以個人的方式代表了我，因為當我去那裡時，我從未見過如此大、華麗、完整的貝殼，到處都是。我覺得這很神奇。我有一個非常刻板的北美時刻，我當時想，「天啊，韓國竟有這麼多的貝殼，我要把它們帶回家。」 我感到這種深刻的聯繫，但很快意識到，沒有人在收集這些貝殼，因為它們是被街頭小販丟棄的垃圾。這很搞笑，因為我把這麼多的情感意義和願望投射在這個物體上——也許所有移民的孩子都會這樣做，當我們回到祖國時，我們會將自己固定在這些系繩上。

陰陽符號是另一個例子。它對很多人來說意味著很多東西，但當我年輕的時候，我會把它與真正的亞洲事物聯繫起來，比如寺廟或跆拳道館。但當然，這個形象在西方文化中已經被篡改和嚴重商品化了，它被放在一系列產品上，從整體保健品到滑板和滑雪板。它的真實性在北美的背景下被削平了，但不知何故，我對它仍有這種真正的感情上的吸引力。

我想象那些不是來自亞洲的人看了我的作品後會想，「這是一個亞洲藝術家的作品」，而來自亞洲的人則想，「這是一個白人如果想創造一個亞洲人的作品會做出的東西。」我可能會一直對自己的位置有這種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這就是為什麼對我來說，我必須開闢一個中間地帶，一個充滿可能性的領域，而不是不斷地試圖把自己置入一個僵化的、人為的、本質主義的韓國主義的概念中，除了我自己，沒有人把我推向這個領域。

你的作品經常有一種科幻的外觀，同時也參考民間的資料。東方是神秘和傳統的，西方是科學和現代的，這種刻板的二元對你的思維有什麼影響嗎？

我從未這樣想過。對我來說，未來的規劃只能透過回憶過往知識來實現，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們並不是相互對立的二元。我不知道——也許在我這個創作階段結束時，我會有更多的答案。我仍然在旅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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