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情色、艺术与法律
新加坡以它干净的环境、社会秩序、以及迅速的科技发展闻名世界,其艺术也在过去十年里不断开拓进取。然而在这个艺术发展的环境中,审查制度依然存在,并让人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像是在自由表达上有着定额的感觉。在任何地方,艺术、国家、审查制度和艺术机构的作用往往是充满着矛盾的。最近的一次审查事件发生在2011年的新加坡双年展上,不禁令人想起过去二十年的那些争议时刻。随着新加坡对于艺术发展的政策制定的到来,在艺术表现形式情况下应有某种受保障的例外情况或“豁免权”变得愈发明显。
在眩目的滨海湾金沙,同样也是该国两个新赌场之一的所在地,在今年一月份举办了首届Art Stage Singapore(艺术舞台新加坡)艺术博览会,却以打压方法来揭幕。Maskara画廊代表的印度艺术家T.Venkanna,创作了一个裸体的行为艺术作品,他赤裸着跟Frida Kahlo的复制品一起坐在黑色帷幕的后面,而参观者则可以将这幅动态场景拍摄下来。纵使已对相关内容作出忠告以及制定观赏作品的年龄限制,在媒体的强烈抗议下该作品展览不得不被迫取消。该画廊的拥有人Abhay Maskara在海峡时报(新加坡主流报纸)上指出,画廊确实是被要求停止该作品展览,但却没说是谁要求的。
仅仅在数月之后,也就是今年的三月份,新加坡双年展开幕;今年是第三届,但也是第一次有着新加坡艺术家被任命的艺术总监——Matthew Ngui。该展览被称为“开放的房子”,意在将殷勤好客、贸易、文化交流和“开放性”的概念展现在艺术过程及表达上。然而该策展做法,也在展览的最初几天内受到了挑战。日英混血艺术家Simon Fujiwara的作品“欢迎来到Munber酒店”(2010),还是被新加坡艺术博物馆(SAM)所删减,尽管已经被作为双年展的主办单位的博物馆本身、场地提供者和管理单位挂上了适当的警告通告。由于在内容上比起政治更具有同性恋性爱性质,该作品被博物馆认为是违反了有关色情物品的法律,而跟作品有关的同性恋色情杂志在没有事先通知双年展总监Ngui或者策展人Russell Storer和Trevor Smith的情况下,就从装置作品中除去。而当策展团队和艺术家稍后才被告知此事,紧接着的是漫长的讨论,令该艺术家不得不暂时关闭作品,最终当然变成了永久性的关闭,因为双年展本身已是临近尾声。
在展览开幕的周末,Fujiwara也做了一个关于阅读色情文学的公开演说,但当时什么骚乱也没造成。艺术家对于这部作品的陈述如下:
“欢迎来到Munber酒店”是一个探讨70年代的西班牙在Francisco Franco将军的法西斯独裁政治下,对于以暴力压迫人类自由与同性恋文学的审查。该装置艺术是由一系列短篇小说和表演展现出来的,其灵感来源于作为酒店酒吧东主的父母的生活。
该如画廊一般大面积的装置艺术是重塑一个在70年代由Fujiwara的日本籍父亲和英国籍母亲所拥有的西班牙酒店酒吧。装置里包括悬挂着的假火腿、一系列反映出对男性生殖器的強迫性著迷的物件、提及到暴力与战争的东西、“淘气的”拼贴画和被掷鸡蛋的一些物体,以及同性色情杂志。这些色情杂志对参观者而言是可见而不可及的,Ngui解释说,因为它们“被放在高架上…只能够从镜子中的反射来观赏”。然而,在就近空间入口的机架上,有一份可以被触及的,是放在一份1975年刊登了Franco被瞻仰时的遗体照片的原版报纸后方。但就像这位艺术家解释说的,以阻止参观者将它拿起,该杂志是被绳子绑在架上的。此外,根据Ngui,这件装置艺术是“会被紧密地监视着,参观者会被告知作品每一部分都不能被碰触或移动。”展览的合作策展人Storer表示作品周围有着附加的标签,告知参观者不能触碰作品,博物馆和其警卫也被要求提醒参观者这一讯息。
为了澄清这个问题并将决定局限于这情况中,目前由Tan Boon Hui领导的SAM发出了一份声明,其中一部分是:
由于事件发生于双年展开幕周期间,博物馆要求保持该装置作品对外开放,但要拿走那些杂志。在同一天,策展人立刻接到了通知,使他们能够告知艺术家并寻求其回应。因应艺术家的要求,我们随后关闭了该作品展览,同时各方亦讨论如何才能使其重开。事后,博物馆承认应该全面关闭此作品,我们对此举对艺术家造成的困扰表示抱歉。
有趣的是,该博物馆的其他一些作品中也有着裸露及色情的内容,它们也都有着适当的警告告示。Fujiwara虽违反了当地法律,但讽刺地这正引出了他试图驱除的幽灵:“同性恋文学”的审查。由于在新加坡所有的色情、不论是异性或是同性的,都是违法,这些杂志在预览周末后的3天被悄然撤下。这种干预可以被看作是为使作品留在法律之内,以及避免对艺术家作出罚款或监禁的可能。然而,一个以(同性)性爱的压迫和审查作为中心的作品,或许撤下那些杂志对艺术家来说有着难以忍受的讽刺意义。
Fujiwara的作品虽说是以自传为主,但却也大量参考了法国作家及哲学家Georges Bataille的作品,尤其像是对他的小说“眼睛的故事”(1928)的致敬——这是一部作者声称有关他失明父亲回忆的,充满诗意的自传文学及超现实主义作品。Bataille针对性的违反是为了抵抗教会和宗教的道德权威。Fujiwara则将这个“敌人”换成了Franco法西斯西班牙的压迫政权。
Frieze的联合编辑Jennifer Higgie在她的文章“审查制度与艺术世界”中,将Fujiwara被删减的作品,同今年第十届沙迦双年展中阿尔及利亚艺术家Mustapha Benfodil在一个公共广场内的装置艺术(Maportaliche / Ecritures Sauvages [“这不重要/野性著作”] 2011)联系起来,其宗教引用被视为亵渎,遭到公开的谴责。Higgie问到:
选择在不仅有严格的亵渎和审查的法律,连同性恋也是违法的国家展示作品,策展人无视当地的法律,到底是作为了显示象征性的姿态,还是假设国际艺术活动的框架会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他们呢?…和美国不一样,沙迦和新加坡从来就没申明过他们没有审查制度。
新加坡法第292条列举了“色情”物品可能被视为“淫亵”的实例,以及所导致的“为期至3个月的监禁或罚款,又或是两者皆具。” 该物品会视作可以接受的条件为:a)当有法律授权的;b)在内容上具体涉及到宗教方面的寺庙图像。因此,本来就不应该因为这些色情杂志出现在博物馆或艺术范围内,而有任何它们是比较不违法的假设。很明显,在艺术家、策展人、博物馆,以及双年展的组织和演示单位及合作伙伴间,在作品细节和潜在的法律问题的沟通上有着严重脱节。
策展人已经通知了博物馆会有同性性爱的“图像”展示,而且因为参观者是不会被允许翻阅,所以他们便不无原因的假设将这些杂志归类为色情影像。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杂志其实是70年代复古的收藏物品,这事实似乎已被各方忽视。在这种背景下,它们的色情使用价值能否升华成色情艺术?作为一个过往时代的的色情文物,即使是在那些色情物品是合法的国家,它们已经超越了其原有的色情功能,因为这些杂志已经属于私人收藏,也不会再在公众留传。
虽然在新加坡色情刊物的非法性使得这部作品出现问题,但博物馆先发制人的干预也是没有必要的。作为一个国际艺术活动专门场地,博物馆可能有议定的豁免权,使之合法。博物馆有没有被允许辩解它作为艺术表现的恰当演示场地——即使可能不确实是一所“寺庙”?艺术的环境不是独特和特定的吗?艺术,尤其是在一个没有宗教的社会,也应该被看作成一个例外的空间。
在新加坡,色情物品也许受到审查因而在街上、书店及国内的互联网无处可见,但通晓科技的当地人还是可以绕过规限,令色情物品的相关法则越变得无效。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题目:罚则第377A条规定男性间的性行为是违法的,但明显地这条法例没有必要或没有被执行——同性恋的生活态度在新加坡当然不是罕有的。
1994:压迫的表达
1994年——在当今巩固艺术的驱动之前,市民普遍对当代艺术不是很了解——艺术家计划的5th Passage画廊经理,同刚完成了在5th Passage的艺术空间的表演的当地艺术家Josef Ng,双双被新加坡高等法院起诉。这是新加坡的当代艺术最黑暗的时刻之一,这个艺术计划被指控违反了它所申请的“公众娱乐场所牌照”的规定,这也是当时所提供给任何表演的唯一执照。尽管该团体自行挂上了一个清晰可见的公告和免责声明,作为指定的需购票入场的指定艺术空间的协办单位。艺术家Ng除此之外还被控犯了“公共猥亵行为”罪。
该表演是由5th Passage 和Artists Village合办的一个为期一周的艺术家大会(AGA)的一部分。Ng承认了控罪并被罚款及指令不可以再公开表演他的行为艺术“Brother Cane”,对12名男同性恋者的权利受到侵犯、细腻而美丽的抗议,他们的身份被“海峡时报”公开,亦据称被警察用受质疑的手段逮捕,但具体细节依然不明。某些同性恋行为仍可被认定为刑事犯罪,如果违规则会受到国家的鞭刑。Ng被受批判的表演——当中他在任何时刻都没有完全赤裸——重新创造了鞭刑。当Ng(背对着观众)修剪他的阴毛时,媒体哗众取宠地报道了这“抗议”。小报“新报”将这个图像放大并鼓吹,伴随着还有一份有着挑衅性的标题并充斥着事实错误的报道。
难怪该事件一直上诉到高等法院成为一个案例:Brother Cane可以被看作是对警察、媒体、以及法律的一个艺术批判。因此随之的十年,行为艺术本身被有效禁止:资金停止,以及在任何行为艺术展出前需征收一笔令人却步的高额现金保证金。5th Passage被列入黑名单,亦由于事件所产生的负面宣传被逐出了场所。
值得留意的是,在17年之后,最新的艺术审查争议再次围绕着同性恋、男性裸体和淫秽的概念上,但气候却是完全不同。从1994年开始,在经过了媒体资源管理局、艺术家和学术团体之间多年的沟通与交流后,新加坡终于为艺术表演定下了一个稍有差别的许可证,考虑到艺术实践中特殊的情景。即使是这样,人们还是会有着法律会或不会被强制执行这样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
1998:被删减的漫画艺术,“欠缺敏感度”和外交上的“灾难”
然而,新加坡的真实禁忌迄今为止一直是政治异见,而非性或裸露本身。政府及其政策的批判,即使是在开玩笑,也受到严重并一贯的压制,因此自我审查是 普遍存在的。在1998年,由当时的总监Kwok Kian Chow领导的SAM举办的ARX5(艺术家区域交流),是一个从澳大利亚发起的、涉及15名来自澳大利亚、新加坡和香港艺术家的一个长期运行活动。然 而,所发生的事情造就了外交的地狱:知名的香港艺术家和漫画家尊子的作品被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从墙上取下(同样是受到至今仍身份不明的权威指示),并被扔入 了垃圾桶内。不用多说,艺术家当然是没有被咨询,期间也没有任何的谈判。这起事件导致了新加坡当局和香港艺术家之间相互指责对方在外交和文化上“欠缺敏感 度”,在香港新闻界和其他地方引起了巨大反响。
尊子招致愤怒的漫画作品被称为“李的花园”,根据那些开幕夜前被迅速撤下之前目睹的观众的描述,它是一幅被放大、由A4大小的喷墨打印所拼凑而成的 漫画,内容是当时的总理吴作栋挥舞着除虫工具,而在后面,高级部长和前总理李光耀正拍着他的背。该图像确实的显示出新加坡正处在一个受控制的环境中的事 实,其总理仍在由前总理所指使着。无论是诽谤性或是仅仅只是唤起公愤,正因为这是政治评论,已经越过了那一条无形的线。
无论尊子实际上是想暗地里诉说出新加坡人民的共同情绪,还是审查制度正好证明他是对的,所有艺术家们都被要求签署一个由ARX和SAM拟定的“合同协定”。它的标题为“本协定为艺术家的雇用合同,”日期为1998年9月10日,内容包括:
(A)创作及展示的作品…不会构成诽谤、令人厌恶、猥亵或违反驻团地的法律。
因该合同使艺术表现而被沉默,尊子可以被视为运用无论是否挑衅的政治卡通或是以其他方式试图推进界限。这个反应的本质,同经常重复的评价一样,肯定不只是反对“文化欠缺敏感度。”艺术家应该被允许对自己的表现负责,并给予阐明和辩护他的作品的机会。
2008:受委托和受注目
相对这些最近的和没有那么近的事件,在2008年,新加坡国立博物馆委托印尼雕塑家Titarubi为他们宏伟的古典殖民地时期建筑的圆形大厅创作 一部作品。该艺术家以玻璃纤维复制了米开朗基罗的“大卫”(1501-04),并以粉红色类似蜡染花布紧贴肌肤的包裹着,名为“包围大卫”(2008)。 从概念来说,这个委托的作品是一个丰富的、具有挑衅意义的暗指,即使它引用的是公认的“经典”先例。这亚洲女雕塑家具有讽刺意味的“着装”但暴露了西方男 性的同性性欲,使得它的制造者的同性恋倾向越发明显,与此同时,通过跟亚洲女性视觉联想,颠覆传统地使“大卫”女性化。
这个作品有着许多令人惊叹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它的所在地。当你站在博物馆宏伟入口的那一刻,你就会面对着巨大的以丝袜包裹着的男性的一双腿,以 拱形门口框架框起熟悉的姿势;随着你慢慢进入,你抬头注视着这一眼便认出来、虽着装着但还是赤裸裸的“大卫”,他的生殖器在上面若隐若现。它在那儿受到大 众的敬仰有5个月之久,这大概包括了乘校车来的成群的学生、外国游客、以及那些喜见米开朗基罗的“大卫”新的光芒的当地人,当然还有在新加坡的许多的基督 徒,他们是一贯尊崇圣经里的人物。毫无疑问的:“包围大卫”似乎让每一个人都很高兴。而博物馆被允许做自己的事情时,新加坡似乎已经走过了很长的一段路。 那么,为什么对艺术表现的审查和控制的旧模式仍然会持续出现呢?
2011及以后:未来是什么?
尽管很缓慢,但新加坡的社会政治气候正在变化。在1982年被禁止的时尚杂志“大都会”,现在却随处可见。而在过去的几年里,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大 型赌场度假村相继涌现:圣淘沙名胜世界和豪华的滨海湾金沙。它们是对于抑制不住的人类驱动力的认同的纪念馆,而如果这些驱动力被抑制的话可能是有害的,所 以还不如“加以管理”。 自独立以来在政治上的保守,还是几十年来的第一次,今年五月的投票结果反映出面对由多数党单方面制定决策,沉默程度的耐受性上,有极大的转变。反对党正努 力让人觉得他们的存在,在全岛的关键选区里,现任代表跟反对党派票数上的差距也缩小了。
那么就艺术而言呢?艺术使我们成为了人类——或者至少可以让我们询问及理解作为人的含义。艺术及其圣地,需要得到承认和保障成为那必要的特例空间: 在任何一个社会自由表达的安全阀。跟国家绝对不陌生,艺术这严肃又不能避免的家伙跟国家唇齿相依,它是一个必需的巧妙但又易引起麻烦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