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道获

当我拖着一个巨大的行李箱，从盖特威克机场一头冲进徐道获的工作室时，确实出了不小的洋相。我从来都不是个轻便的旅客，从住处里搬来大量笨重的土产日用品，跨过了大半个地球，期盼它们伴我渡过接下来在伦敦数月的时光。 这是对这次访问作的一个合适的开场白：徐道获于首尔出生，过去曾驻纽约工作，现在住在伦敦，工作往来于三地之间。他曾说：“我想一直带着我的屋、我的家，像蜗牛一样。”

我就如他说的像蜗牛一样拖着我身后小小的家，穿过主要是住宅区、安静的伊斯灵顿区，徐道获的工作室便坐落在这里。这个社区的运河旁有一些野生动物，几只天鹅在水上畅泳。尽管这地方未至于雅致，然而由于这里与扰攘的城市相隔几条街，也不失为一个暂时的休憩之处。

在艺术家工作室之中，徐道获的差不多可以说是有着一丝不苟的秩序，或至少是有节制的混乱。亚白色的桌子上，摆放着建筑模型和一系列稀奇古怪的未完成的人型机器微缩模型，由一排相同的工作钓鱼灯照射着。这些微缩模型是以日本艺术家横山宏（Kow Yokoyama）设计的成套工具制成，徐道获正是他的粉丝。完整的模型昂首挺胸地摆放在上方的架子上。另一桌子上有一列绘画工具，排在一幅未完成的作品旁边，蓄势待发。这里的气氛并不太过冷淡，而较为舒适宁静，更引发出一种含蓄的人体工学方面的愉悦感。

与其说这是工作室，倒不如说这是一所办公室，就如徐道获在我们见面前在电子邮件中彷佛告诫般说道——我们坐下来谈话时他又强调了一次。这过于谨慎的小动作或许泄漏了他心目中理想的工作室标准。对于徐道获来说，工作室似乎是全神贯注地动手制作之处，然而正由于他近日实践的特质，却让他无法继续这种追求。他以大型雕塑装置为作品媒介，意味着他要花费许多时间在行政事务、还有与策展人、制作者和其他合作者的越洋网络视频会议上——这个过程让他精疲力尽。他打趣道，现在的艺术家更像经理，这倒不是没有矛盾的。事实上，从他的声音中可以听出些许浪漫的向往，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制造更小型和个人的作品。他对2010年在新加坡泰勒印刷学院的驻留娓娓而谈，在那里制作的一批线画，现在在他的办公室/工作室里可以找到作品的草图。

这样说来，徐道获对模型制作的小小尝试——他称为“一种爱好，却不是真实的”——可以视为他对触觉欲望的另一种抒发方式。它有可能也显示了对于现实层次的渴求，无论是关于他工作室或者是更大的城市范围的空间。他的艺术生涯中多数时间都在纽约，在那里他就经历着流离失所的感受，制作了不计其数的作品；三年前，徐道获在结婚后搬迁至伦敦。事实上，因为要承担作为父亲的责任，他至今还未能好好探索这英国首都——他承认对此地并不够了解，尽管已经在这生活了三年。他为泰特现代艺术馆创作的装置《楼梯－III》（2010），是一件以极薄的布料复制他住在曼哈顿时、连接他与房东的公寓的一道狭窄的楼梯，这更暗示了他感到对纽约最有归属感 。要适应伦敦的环境对他而言仍然是每天的挣扎，可是随着自己和孩子年龄的增长，这变得愈加困难但又必要。

或许更准确地说，徐道获在追求现实与幻想之间徘徊，因此，楼梯便成为一种强烈的比喻。他对游牧民族作出身份的认同，但澄清游牧民族非并单纯地从一个城市迁移到另一处，而是居于各城市之间，一直在旅途上，彷徨着 。他进一步强调他多次搬迁少因为事业发展，而更由于个人的境遇。他只是简单地跟从他的生活引领他去到之处——一种不单是有着流亡特质的生活，而是作为流亡的生活。他标志性的作品《首尔的家/洛杉矶的家/纽约的家/巴尔的摩的家/伦敦的家/ 西雅图的家/洛杉矶的家》（1999）是一件丝制复刻品，复制了他家在韩国的传统住宅，无论去那个城市居住，他都带到那里；作品完美地诠释了徐道获的状况，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个“可移动的特定地点”作品。仿佛透过一次又一次的肌肤接触，作品在经历着不同地方的同时使它累积着新的印象：它的特定性恰恰存在于不可能存在的固定性中。

然而对徐道获来说，流亡并非必须发生在地理环境中。他说道，尽管有些人可能认为他所说的流亡是始于1990年代早期他移至纽约之时 ，但这个过程在他孩童时期居于韩国时已经发生。徐道获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扩张时期成长，那时事事皆指向现代化，时常效仿支配的资本主义的典范。西方的价值观与表达方式伴随着消费产品传入韩国。在这种大气候下，徐道获的家庭却有一些特立独行，因为他的父母大体上说来是传统主义者，他们认为在迅速变化的时代，回顾个人的根本非常重要。在这种环境下，徐道获已经可以感受到由居住传统韩国住宅的家人所代表的世界、与迷恋于资本的保证的广泛韩国社会之间的分裂。他实际上已在他自己的国家中流亡。

然而，经历了数年的迁移生活，焦虑渐渐被平静所取代。尽管徐道获仍然对不断适应新环境的过程感到极为困扰，他看起来在不安中找到了平和。若对过去抱有怀旧之情，那纯粹是自然反应；若对未来有任何的期望，那也只因未来的开放与基本的不确定性。毕竟，徐道获从未想过会有一天离开纽约。而且，若问他是否对现在居住的伦敦有同样的感觉时，他简单地回答道：“现在我没想那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