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龍雨

現在的雙年展並非真的是「雙年」。亞洲和西方國家的藝術日程異常不絕：歐洲和美國的簇擁於春季，亞洲的則定於農業收成期—秋季。威尼斯雙年展、卡塞爾的Documenta、威特尼雙年展、歐洲漫遊輪轉的Manifesta和柏林雙年展、巴塞爾博覽會、紐約的Armory展和Frieze、馬德里的ARCO都在春天舉行。反而，亞洲的南韓的光州雙年展、新加坡雙年展、釜山雙年展、橫濱三年展、漢城的Mediacity、台北雙年展、廣州三年展都舉辦於秋天。另外，上海的西岸藝術博覽會和Art021、韓國國際藝術博覽會都是秋季活動。這種現象源於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嗎？還是源於意會不同文化的分別？

今年，我看望了很多雙年展，令我沈思這種流通於視覺藝術的活動結構。我聽過了很多批評家的厭惡：為什麼有這麼多雙年展？為什麼它們都形貌一致，都是過於政治化？它們為什麼都不與當地社區合作，反而維持低等的水準，或者為當地政府做宣傳？為什麼它們都貌似博物展覽？雙年展還是最活潑的社交媒體，前衛的文化勣極行動嗎？還是變成了制度化的權利結構體？它們的費用如此龐大，為什麼不勇於保障票房成功呢？只是關注賣座製品會覆蓋藝術界的公民義務嗎？

除了數個顯赫的雙年展之外，大部分都會遭受經濟抵押而約束於政治命令。此外，儘管雙年展組織者是公共領域的權威人士，它們仍然經常面臨意想不到的難處。雙年展缺乏資金，同時亦需要處理外在境遇的問題而導致極度疲竭。這些難題包括政府拒絕簽證、審查、政治歧視及當地的排外態度。加之，不能忽視的是助資機構偶爾的過分要求。但是，這些變數是雙年展組織缺點的藉口嗎？非也。

雙年展若要繼續生存，就需要證明他們的存在價值。 在我參觀過的雙年展中，有許多令人失望的元素。 有些過於政治激進， 有些失去了呈獻文化行動的錦繡、萬向的文語，最終困於地方主義。有些忽視了雙年展可以解決的社會弊病，有些則沉迷於美學的深奧。

我們必須明白九十年代雙年展的擴散確實有明顯的原因，包括全球化的迅速擴張及其經濟影響，還有信息革命和旅遊業的迅速擴張。因而，隨後的二十年內帶動了接近三百個雙年展的發展。這可以歸因於文化生產者和文化消費者共享的精神。

我並不主張藝術話語和雙年展修辭的政治化。 反而，我提倡消除挑撥敵意的政治詞藻。我和各位藝術界的朋友在過去二十年的雙年展場地經歷了動盪、分享了苦難；作為您們的同事，這是我對雙年展文化的反思性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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