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甚為難忘。川普主宰了新聞頭條。英國脫歐驚動了歐洲。朝鮮的核武器威脅東亞。在藝術界裏，威尼斯雙年展、Documenta及Skulptur Projekte Münster在過去十年內第一次同年舉行。但是，當我回想2017年的時候，有幾個字在我腦海裏特別突出：酷兒。藝術。此刻。

「酷兒」（Queer）以前是貶義詞，但是LGBTQ群體已經把它感化回收，應用於各類人士。正如著名同性戀導演Derek Jarman曾經說過：「用酷兒一詞是一種解放。」無疑，2017年是同性戀群體解放的一年——台灣和澳大利亞正逐漸邁向婚姻平等，而藝術界亦加以認同。

為紀念英國同性戀合法化五十週年，眾多藝術館舉辦了LGBTQ主題的展覽。這些包括了Tate Britain的「Queer British Art」、British Museum的「Desire, Love, Identity」及Walker Art Gallery的「Coming Out」。同性戀藝術家Martin Wong、David Hockney和Wolfgang Tillmans均在世界各地有回顧展。

酷兒藝術的激增反映了藝術媒介的力量：它引發討論，挑戰規範，並且能夠改變人們的觀點。我相信藝術的力量，成立了驕陽基金會（Sunpride Foundation），肩負著通過藝術收藏和展示來促進LGBTQ平等權利的使命。從九月至十一月，驕陽基金會在台北當代藝術館共同舉辦了「光‧合作用 — 亞洲當代藝術同志議題展」。我們花了三年籌辦這場展覽；這是亞洲第一個在公共美術館舉辦的大型LGBTQ主題展，與國際展示相得益彰。

針對LGBTQ權利，台灣從來就是最進步的亞洲國家。我們現時目睹的是三十一年以來透過祁家威、葉永鋕、Jacques Picoux等積極家、烈士、教育者、藝術家的犧牲邁向的高潮。台灣高等法院在五月二十四號的裁決為同性婚姻鋪路，而「光‧合作用」則非常貼題，為LGBTQ事宜及有關的藝術品在台灣及海外提供廣泛的關注。

當「光‧合作用」展覽進行時，我偶然會到訪台北當代藝術館觀察來客。有一天，我留意到一個母親和她五、六歲的兒子。他們站在Jimmy Ong的巨型木炭繪圖《Heart Sons》（2004）和《Heart Daughters》（2005），當中描繪了同性父母。他們看著畫，母親平靜的解析世界上有會愛女人的男人、會愛女人的女人、會愛男人的男人。她的兒子點頭接受這個事實。對我來說，那一刻見證了藝術如何鼓勵寬容和接受。

由此，我們該何去何從？我們如何繼續通過當代藝術展覽來促進平等？

我認為應該有雙管齊下的做法。首先，我們需要繼續舉辦LGBTQ專題的藝術展覽，比如「光‧合作用」和Tate Britain的「Queer British Art」等專題展。數十年來，這些作品被視為禁忌，所以現在於美術館裏展示這類藝術甚為重要，能將LGBTQ事宜公開展示，激發對話。

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承認LGBTQ藝術是廣泛藝術史的一部分。這在六月份於馬德里Museo del Prado開幕的「The Other’s Gaze」展覽最為明顯。展中，策展人並不是把LGBTQ主題作品放在同一個畫廊裏，而是在美術館裏各處擺放，配著

牌匾闡釋作品中酷兒的特徵。到訪者能夠在美術館內周圍走動，自行發掘點滴信息：在Antinous的雕像旁，我們發現他是羅馬帝皇哈德良（Hadrian）的情人；卡拉瓦喬的（Caravaggio）的一幅油畫則伴隨說明他性傾向的案文。當然，這真正反映了同性戀者融合在社會中，並不是群在一起，自成一角。我們是社區、社會的一部分。我們是你的鄰居、你的同事、你的朋友。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我過於樂觀，但是我堅決相信LGBTQ平等權利終將實現。我期望保守的亞洲國家舉辦LGBTQ主題展覽的一天。這將會是真正的里程碑，而我相信它會發生。

終有一日，各國會憬醒，看到社會擁護平等。沒有人希望逆歷史而行，所以他們會適應新的狀況。世界無時不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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