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標準

藝術家、策展人和文化工作者的角色不可避免地要負上一定的公民責任。在2019年，這些角色的融合比以往更加緊密，因為社會政治制度的不足為全球帶來了痛苦、憤怒甚至成為抗議活動的目標。藝術家應該仔細審視這些相同的系統──它們會影響藝術的生產和傳播，並以公民或藝術家或兩者的身份發出緊急呼籲採取行動。

世界上有些人正高呼反對審查制度。在比什凱克，第一屆Feminnale展覽的四十名參與者向吉爾吉斯斯坦總統致公開信，譴責當局撤除展覽的作品，當中包括Zoya Falkova關於虐待婦女的裝置作品──一個外形像女性軀幹的拳擊包──以及阻止Julie Savery進行有關性工作者權利的裸體表演，並指出這些行為明顯違反了吉爾吉斯共和國的憲法。據報導，第二屆Feminnale展覽的計劃已經在籌備中。

同時，眾多藝術家對道德上令人質疑的資金來源提出了自己的擔憂。十一月時，流亡的掸族藝術家Sawangwongse Yawnghwe宣布，他拒絕參加歐盟在仰光舉辦的名為「日常正義（Everyday Justice）」的展覽，原因是歐盟「支持有缺陷和腐敗的和平進程」，並默認了緬甸國防軍（Tatmadaw）在若開邦（Arakan）、掸邦（Shan）和克欽邦（Kachin）犯下的戰爭罪行。Yawnghwe在他的繪畫系列《緬甸和平工業複合體（The Myanmar Peace Industrial Complex）》（2017– ）中以驚人的透徹性剖析了這個話題，該圖描繪了形成衝突的各個組織網絡。

同年，更多不同的人感受到街頭抗爭的召喚。在黎巴嫩發生的全國性大規模示威活動的緊迫性，導致貝魯特的非營利組織Ashkal Alwan取消了其多學科論壇Home Works 8。據該組織稱：「藝術和文化機構與倡議絕不應該與更廣闊的公民、政治、經濟、社會和意識形態背景隔離，反之，我們是因歷史事件及其後影響而產生的。」出於這個原因，Ashkal Alwan表示：「我們完全沒有理由為我們的計劃和展覽的無限期推遲而後悔或道歉。」

2019年特納獎的四位聯合獲獎者都很清楚藝術和社會體系之間的糾纏，而他們堅持分享獎項。他們宣稱：「在英國和世界許多地方發生政治危機的時候，當已經有如此多的人和社區分裂和孤立時，我們非常積極的希望利用這個獎項的機會，以共同性、多樣性和團結性的名義發表集體聲明。」隨著世界各地的文化工作者日益要求新的創作標準和條件，他們帶來了一個響亮的信息──我們不能像以前那樣繼續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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