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自述：鄺鎮禧個展導覽

裝置藝術家鄺鎮禧以哲學性思維改裝或重置物件，反映物件內在的衝突姿態。1987年出生於香港，2009年於香港中文大學視覺藝術系畢業的他，透過不同的裝置作品，包括改裝的玻璃、飛鏢盤和驅蚊燈，引人思考矛盾的存在形態。在台北TKG+畫廊的首次個展「黯淡上揚」開幕之際，他為《亞太藝術》副發行人Charles Wong一一講述了他的新作及他的創作手法。

我今次展覽名為「黯淡上揚」。黯淡並非全然的漆黑，展覽題目指向的是揚起的混沌狀態。這次展出的作品其實與我這幾年來的創作傾向差不多，當中也有在這裡重新創作的舊作。我想我這些作品很多時候出自對本身每一件物件構成元素的考慮，然後再將它們調配或者偷換，令它們形成一種比較矛盾的狀態。

畫廊櫥窗裡面的燈光裝置《不要讓甜美的顏色成為負擔》（2017）是一個變色的驅蚊燈。我將本來的紫外線光管換成五種顏色的LED光管。我的想法是，為什麼只有一種顏色？常識說那是吸引昆蟲的顏色，但我覺得可以將殺死昆蟲的顏色替換成亮麗的顏色。另外，因為畫廊在櫥窗上貼了展覽標題「黯淡上揚」，我覺得將顏色最豐富的作品放在標題旁邊，更能夠製造一種反差。

走進畫廊後，觀眾便會發現位於樓梯扶手上的裝置。我並沒有給它命名，它更像是展覽佈置的一部分。我和TKG+畫廊工作人員在談及二樓展場的特性和各種可能性時，曾經試圖去考慮觀眾走進展場之前會遇見什麼。當時我發現樓梯間也是一個可以發揮的地方，而經過考察後我發覺既有的金屬扶手能夠把整個梯間連貫，也是可以利用的元素。我並不想掛任何東西在樓梯上面，所以我就在上面加上了一個接觸的揚聲器。揚聲器震動時便會傳到扶手上，又由扶手傳到一樓。雖然它比較輕，但它同時為展場的空間添加一點壓力和煩擾。震動的扶手和聲波都屬於特定空間內的無形體驗。

展覽入口處的錄像作品《連續中斷》（2019），其實源於我本來想拍一條「拍不了手」的錄像。這次展覽我突然想在展場開始時給自己一點掌聲，但是手掌舉起後卻沒有拍下去，就像我平時會很用力地鼓動自己，但在必要的時候卻會停下來。

在展場中有一件較長的作品，《泛濫》，是用19件水位呎拼成的。我將平時豎著釘在牆上測量水位的儀器，加工變成一件很薄，大概可以裝載一公分左右高的水的容器，將它打橫放在了展覽空間裡。水位呎本身對應水，就像它本身就是為了測量水而存在的；而當我把它轉化成容器，它就被「淹沒」在水下面。這一層水的體積很薄，但對水位呎來說是一個水災的狀態，它無法再準確度量。我將它對角陳列。又因為空間的光線比較暗，觀眾只能透過旁邊作品的光的反射才能注意到這個正在發生的災難。

《簽名圖II》（2020）是一個被簽名覆蓋的燈箱，我在空白的燈箱上重複簽寫自己的名字。平時在街上看到的燈箱主要都是介紹店鋪的名稱，或者他們的服務，資訊非常明確；而簽名本身用在一些較正式的、需要確定的場合，例如在文件上或在銀行櫃檯取錢時，你會需要簽名。我將這些非常明確的元素，重複地在燈箱上呈現，令它視覺上變得矛盾，展現一團糟的狀態。

我創作時並不會考慮太多，可能有時是看到新聞或是一些社會性的東西而引發的。我認為不需要通過很直接的符號去呈現，我會讓這些資訊在腦中沈澱，重新思考後，作品的圖像就會在腦海裏變得清晰。

確切的說，當今藝術家只需在其作品中加入某些牽涉政治的符號就會容易被大家接受，被看作為所謂「正確」的。2014年後，很多香港藝術家都在談雨傘運動後的無力感和所需要的療癒。同時，藝術家和觀眾都會因作品的政治元素興奮，導致雙方為作品賦予過多的東西。理解社會事件時，我們常不會考慮對象本身具有的條件，而是將虛幻的價值觀投射至上。我認為這引起各方面給予作品過度的期望和解讀。雖然這種解讀跟眾人的缺失有關，但我不認為藝術應為此補救。 這些事物可能本身不需要向外連結，而作品本身具有的元素或條件其實足夠幫它解決問題，掙脫本來付諸給它的壓力。

所以我的作品相對內斂，也不需要一個向外連結才能解讀的符號，而是它本身的運作或結構使得它變成一個矛盾的狀態。這樣衝突的姿態，是我按事物基本運作而作出偷換或抵消而做成的。就如水位尺的功能（量度洪水）和我對它作出的改動（成為盛水的容器）；保持飛鏢投向目標（飛鏢盤）的規律而我把投向的方法改變了（磨粉後再塗抹）；雕刻玻璃的表面而構成帶有保護玻璃意味的交义膠帶的痕跡等等；我所考慮的是如何保留各種事物的趨向，但同時產生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