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 illustrations by Marta Grossi, based on film stills from F is For Fake (1974) by Orson Welles.

取證失效

Essays BY Ingrid Dudek from Mar/Ap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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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達自然會孕育白領罪案，而藝術領域中的交易就為各種人物的混濁目標提供了肥沃的發展空間。在最近一次去往香港的旅程中，我受邀與一眾神秘的投資者協商。在拍賣界工作了十多年，我學到的就是這些衣冠楚楚的人只會把你引入歧途，而他們的目的亦未必明確。但是基於這是來自我同事的請求，我還是答應了與他們會面。

他們在一間酒店大堂迎接我後，就帶我進入一個私人會議室。在那，幾位風險資本家和一位帶著筆記本電腦的科學家正在等候。我是會議室內唯一的女性。當時的情況有些尷尬，而他們亦戲笑應否把我鎖在房裡，又問我有否把我的行蹤告訴任何人。我感到一股怪異感懸掛於會議室裡。

我提供了短暫的緒言，介紹我的工作（當代亞洲藝術）及其淵源（純粹契機），並謹慎專業侷限（卷軸畫、陶瓷及所謂傳家之寶）。他們熱情地接受了我短暫的演說，在短暫的休息後，我試圖問道：「那麼，請問你們是做什麼的呢？」

於是，他們開啟了一個PPT演示，並把一個裝滿無數微芯片的小瓶子交給我。他們相信這些微芯片可以解決藝術市場的偽作問題。芯片容量浩大，並可以被嵌入畫作或收藏品的纖維層內，紀錄其展覽歷史、出處、藝術家個人資料以及關於作品本身的數據。每逢作品換手，芯片就會被重新掃描，更新資料。某個場外位置亦會保存其資料，收取費用。其中，最有意思的並不是這批投資者的商業方案——就如房地產開發商以其摧毀的東西取名，這間公司的名稱也是基於它不能達到的目標而成：真諦。

追求先進技術以確認真實性已經越來越普遍。提供認證、開展研究及僱用藝術歷史專家的機構都逐一停止運作。其中，沃霍爾基金（Warhol Foundation）在2001年經歷過一連串訴訟以及醜聞後，決定暫停這些做法。其後，讓·米歇爾·巴斯奎特、凱斯·哈林、羅伯特·馬瑟韋爾、李奇登斯坦及亞歷山大·考爾德等一系列熱門藝術家的基金會們都作出了相同決定。為避免裙帶關係，這些組織明智地決定奉行更重要的任務。

代表著馬瑟韋爾資產的迪達勒斯基金（Dedalus Foundation）則追求另外的運作模式。該基金與著名證鑑定公司Orion Analytics的James Martin密切合作，建立了一個針對已故藝術家作品範圍極廣的數據庫。任何作品的歸屬權都可以與數據庫內的資料作校對，進行分析。這個過程猶如「孤兒」尋找生父。

與此同時，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也建立了一個由ARIS保險公司資助的搜索中心，旨在於協定的努力之下，發展獨立認證系統及標註、監測對象的科技，為整個行業設定共同標準。某程度上，這種行為默認著藝術創作是一個龐大商業領域的一部分；數目驚人的藝術家們已經簽約加入這一項目。然而，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是，我們尚未知這個「標註－放出」系統會如何影響那些藝術家的創造力。另外，我們也未知這個方案會如何影響或缺芯片的彙集的管理。現時，一個缺乏監管的系統狀態惡劣，以致藝術家亦試圖作出干預。可言，大多數藝術家沒有迪達勒斯基金般資金充裕的組織協助審查、偵查。

先進的鑑定學在一些備受矚目的偽造實驗中也是必不可少的。我們以著名的偽造者Wolfgang Beltracchi為例：他聲稱偽造了超過三百副畫作，其中許多都現藏於歐洲博物館裡。Orion Analytics及Martin被召作出鑒證，發現儘管Beltracchi在運用畫作材料方面一絲不苟，卻因一顏料製造商改變鋅白配比而被暴露破綻，最終被判在最低設防監獄服刑。在那裡，他受到允許以自己名義創作繪畫作品。

這些案例中存在著一絲幸災樂禍。奧遜·威爾斯在他的紀錄片《F for Fake》 (1974)中敘述了臭名昭著的造假者Elmyr de Hory的故事，描繪了他與作家Clifford Irving之間彼此寄生的關係。那時，Irving正著手於描寫de Hory的故事，並且宣傳他虛構寫作與企業家侯活·曉治的採訪。在紀錄片中，威爾斯在聲譽與醜聞間為「作者」一概念解碼。

威爾斯不穩地總結這場真品危機是專家的錯誤。知識的商品化消耗了創作行為的快樂和美麗。而在近期一些案例中，基礎專業知識卻反過來為商貿帶來不便。

2011年，美國歷史最長的畫廊Knoedler Art Gallery (成立於1864年)因其可追溯至1994年的詐騙案而迅速無聲結束營業。法醫鑑定科學再一次被運用在審查過程當中。一個無甚名氣的藝術經銷商發現了一些前所未聞的抽象表現主義作品時，並將其帶給畫廊總監，換來不會引起聯邦政府注意的酬金。她聲稱作品擁有者堅持以匿名形式進行交易，故他被代稱為X先生，而畫廊將他的藏品以「秘密聖誕老人」（Secret Santa）為名存檔。各種流言不脛而走：可能他是一位瑞士人，或是墨西哥人，或是住在墨西哥的瑞士人的，他有一位與其發展著婚外情關係的男性伴侶，而這位男性伴侶正是抽象表現主義作品的知名供應商。事實上，這些作品是被經銷商委託，由一位住在皇后區的中國藝術家所作。面對一幅據稱是傑克遜·波洛克畫作，但簽章卻明顯地被錯誤拼寫為「Pollak」，各方都有自欺欺人。

由這種案件所引起的憤概與其他犯罪類型相比時也許不成比例，但不論是對藝術家、觀者或是這些案例中的收藏家而言，它們的確觸發了對藝術創作的浪漫想法，尤其是培養精神上的受益以及對美態的沈思。與這對象聯繫起來，反映了一種期望，意要在精神上、文化上、社會裡超越自我感知。自我以其無畏，以精緻的品味和環繞它的物體來表達。若是欺騙了收藏家，就是驚人的恥辱。昨日，他們富有信心地體現了最高的文化標準。如今，他們只是微不足道。

然而，最近的例子違抗了那些浪漫的概念：中國收藏家劉益謙因用價值三千六百萬美元的明成化鬥彩雞缸杯喝茶而成為頭條新聞。一位暴發戶公然濫用他的特權，在收集和展示藏品方面明目張膽地標榜他的財產（劉益謙與其妻子王薇現時在上海和重慶擁有三個藝術博物館）。在2010年1月《Orientations》雜誌的採訪中，劉益謙敘述在拍賣會上投標予一座清朝的硯台。當時，拍賣行不能確認硯台的紫檀木架是否清朝所製。儘管拍賣行估計硯台價值二萬至三萬美元，標價迅速上升至七十萬美元。劉說：「這是我確定木架不是後代附加的一刻；否則，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想買呢？」

有些拍賣行專家會溫柔地鼓勵收藏家只買他們所愛之物。這些作品高昂的價格創造了一浪驗證行業，而有些人認為這個行業就像抵押證券危機時的評級機構。我個人認為它像婚姻。你可以出於各種原因而結婚；但是，如果你因為愛以外的任何原因而陷入困境，你可能會發現花費不止是一點點的心痛。心碎不夠痛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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