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一名18歲的孕婦和她的丈夫在巴基斯坦私奔後被捕。該名女子的父母向新婚夫婦Fahmida Baksh和Allah Baksh提起訴訟,指出他們的婚姻並不合法。在總統穆罕默德·齊亞爾·哈克(Muhammad Zia-ul-Haq)新實施的「伊斯蘭化」法律Hudood條例中,這對夫婦的非法婚姻被認為刑事犯罪。 Fahmida被判處一百發鞭撻,而Allah則判以石刑處死 。在這令人擔憂的背景下,婦女權利的限制越來越嚴重,促使在卡拉奇、拉合爾和伊斯蘭堡一系列的緊急會議,形成了「婦女行動論壇」(Women’s Action Forum/WAF)。根據1999年人權觀察組織的一份報告, 「婦女行動論壇」是巴基斯坦第一個全面、有效反對哈克政策的全國婦女運動。 Lala Rukh身為藝術家、積極家和老師,在拉合爾舉行該次即興會議,成為這個革命團體的創始成員之一。她在拉合爾的家中,用柔和的語調對我說:「我們突然明白所謂的伊斯蘭法律對婦女意味著什麼, 不得不做一點事。」
這是南亞藝術界所熟悉的Rukh:從WAF成立之初就一直堅定的女權主義者。她也是拉合爾國家藝術學院(NCA)藝術教學圈內的知名人物,近三十年來是關鍵的教師成員 。然而,直到最近,由於各種政治和個人因素,Rukh的藝術被相對忽視。自1980年代初,她的跨領域創作涉及追求一種淡淡沉默的美學,隔離於她四周環境。縱使她多年來定期在拉合爾、卡拉奇和迪拜展出繪畫、油畫、攝影作品和聲音藝術,她剛剛開始獲得國際關注,參與2015年的第十二屆沙迦雙年展、2016年第一屆銀川雙年展及今年的第十四屆Documenta。然而,將Rukh簡單地歸類為孤獨南亞女性抽象派藝術家,與Nasreen Mohamedi或Zarina Hashmi等隳刺為一,就是誤解了Rukh的特殊 定位。反而,她極簡主義的藝術實踐,以及其對歷史和地理的潛在迴響,追溯了她從拉合爾踏至世界各地並堅定地回歸的路徑。
Rukh生於1948年,也就是巴基斯坦成立一週年,在拉合爾一個政治自由和文化進步的家庭中長大。她的母親Saeeda Khan鼓勵她爭取婦權,甚至參與公共抗議。她的父親Hayat Ahmad Khan是巴基斯坦音樂會議(All Pakistan Music Conference/APMC)的創始人。 Rukh回憶起她的家經常充滿古典音樂家和歌手,如Bade Ghulam Ali Khan和Roshan Ara Begum,安排即興表演。從幼年,她每夏旅遊三個月,體驗南美洲、亞洲和非洲的文化和音樂。家中,音樂一向是自然的消遣,而書法和微型繪畫是通過定期補習灌輸的技巧。理所當然,這位精明嫻熟的少女考進了藝術學校。 Rukh在旁遮普大學進修她的第一個美術碩士,並在1970年代初期透過政府資助從巴基斯坦到阿富汗和土耳其 。這是一個各種各樣的公約被翻轉的時候:各類文化運動正蓬勃發展,女權主義正走向街頭,藝術被推向其概念極限。
這位年輕的藝術家決定前往美國推動她的教育,於1976年在在芝加哥大學完成第二個美術碩士。她說這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時侯, 校園會討論 羅伯特·勞申伯格、克里斯托和約翰·巴爾德薩里的影響力。她憶說雖然勞森伯格為藝術的作用和自主權開闢了新的途徑,巴爾德薩里的「知性和數學化的方法」卻啟發了她。這些藝術家擴充了藝術的性質和作用。人體藝術在1970年代出現,而實驗性藝術、舞蹈和戲劇最為前衛。 Rukh記取看到聲音藝術家約翰·凱奇和編舞家默斯·坎寧漢的合作表演,她稱之為「沒有聲音的抽象舞蹈」。雖然她的早期生活已包括對文化和藝術的探索,但是在芝加哥的這段時期為她揭發了實驗性學科,解開了一致性的訓練 。
與她的公開藝術實踐相比,Rukh的思想方式更被藝術學校所影響。在芝加哥, 關於女權主義作家蘇珊·布朗米勒、菲利斯·切斯勒和凱特·米利特等的交流對話最為流行。 1977年,她回到拉合爾後,Rukh開始閱讀這些作者關於第二波女性主義的文本,如切斯勒的《Woman in Madness》(1972)和米利特的《Sexual Politics》(1970)。在巴基斯坦日益壓迫婦女的情況下,這種激進的想法獲得了新的相關性和勢頭。在1980年代,婦女運動在南亞地區非常活躍,有數個新組織成立工作關係。這是一個女權主義友誼團結的時刻,而Rukh經常在其中心。然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自從她在國外時期以來,她所追求的藝術路徑讓她感到孤獨。在美國,她認為繪畫不僅是一種媒介,而是一種實踐。 1976年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舉行的「Drawing Now: 1955–75」展覽已經爭辯說繪畫不單是代表性工具。 回到拉合爾,當Rukh開始強調筆線,趨向極簡主義,她發現含有同樣意念的藝術家寥寥可數,而觀眾也不太接受這種轉變。
她告訴我:「我的圖紙在巴基斯坦被取笑了. . . 當時,我完全孤立。但那是某種程度上的解放。它給了我智穎自由,我變得完全自主。」她在拉合爾孤獨生活, 研究解剖教科書,每週三次僱用繪圖男模。她用Conté蠟筆在白紙上規律地、精確的畫他,並會考慮如何捕捉動態和舞蹈,並要求男模每三十秒移動。Rukh的前度學生、後來在NCA的教學同事、藝術家瑪麗亞·查爾曼解釋:「這是她的riyaz [嚴謹的做法]。她不是規定性的,但她總是要求注意細節。」在接下來的十三年裡,Rukh有條不紊地繼續這個例程,以及她的教學和活動家實踐。 她發現,她畫的越多,線就越少。她自1980年許多無題的圖紙包含稀疏的標記,暗示屈曲的肢體或軀幹的邊緣,貌似書法或音符,預示著她未來的興趣。
這種逐漸解構與Rukh對空虛和形式的興趣有關,源於她與簡約主義和抽象哲學的接觸。 然而,美國極簡主義一直是以男性為主導的學科,其特點是機械、非人和與以過程取嚮的審美。她卻親密直觀,與後極簡主義藝術家 伊娃·海瑟並路, 採取有機形式,常以身體為創作起點。 像海瑟一樣,Rukh的早期實踐是「手繪極簡主義」,保留了作者的痕跡 。
Rukh的方法結合了某些西方藝術歷史觀點,但她仍然對自己文化作參考。 她告訴我,她的方法的規律性和嚴謹性與微型繪畫有很多共同點,而且其媒體所要求的精確性應合她的個人氣質。 微型繪畫與自然主義的密切聯繫,使用平面視角和傳統的繪畫工具,都紛紛過濾至她往後的工作。 她的學生Ayesha Jatoi也指出,Rukh的解構源於個體 。 至於指向極簡主義,Jatoi分享了一個啟發Rukh的古老shastra(戒律或教學),大致可以翻譯為:「做細節是浪費呼吸。」
大約在1980年代初,Rukh說:「我不得不繪畫,並一直做。其餘時候,我在NCA教學,或參與WAF的活動。」在1983年,社會政治局勢在哈克政權之下非常緊張,WAF舉行了第一次大規模的公開示威,反對指名婦女證詞為男子證詞半值的「證據法例」。Rukh被逮捕,關押在警察局。這種政治活動在戒嚴法下是不允許的,而Rukh有機會失去她的教學工作。當她次日早上被傳喚到大學院長辦公室時,被問有否參與示威,她回答說不。院長問:「那麼你為什麼出現在報紙的頭版?」 大學對Rukh的活動視而不見,但是還有其他教職人員被逼離開他們的職位。她解釋:「這就是當時氣氛和風險,令人興奮的時機。」 儘管冒險,她繼續參與WAF的活動。當Rukh發現印刷商不願打印WAF的顛覆性材料和時事通訊時,她決定自行用絲網印刷。 從這個時候,WAF的一些挑釁性海報大部分都由Rukh設計。在1980年代後期,她開始為印度、肯尼亞、孟加拉國和斯里蘭卡的婦女運動教授印刷工作坊。她對我說:「當然線描和絲網印刷影響了我以後的做法。你做的事情不會被浪費。」
Rukh的下一個系列從她早期的圖紙演變,但也包括從攝影、印刷和微型繪畫中追求的技術。 「River in an Ocean」(1992–93)是在白沙瓦旅行之後構思的;她從飛機窗外望出去,觀察光線在海面上的閃爍。她說:「看起來,這燦爛的河流在黑暗中閃耀著銀色, 我一直不能忘記這個景觀。」她在相紙上開發了一系列小型作品,這些作品變黑了,看起來幾乎半透明,然後輕輕地塗上了微小的波浪式筆觸。圖中結果是飄渺銀光照射著喜怒無常的灰色天空和深黑色的海洋:這是瞥見沉思、奇妙的景觀。 Rukh發現無人居住的風景非常吸引人,並且經常走到在印度果阿和斯里蘭卡南岸的海灘。正如Ayesha Jatoi指出,解構圖的線性標記最終成為地平線的線性標記。 「River in an Ocean」接續Rukh對真實元素的抽象,拉動無身的空間。
這系列與抽像畫家、攝影師和版畫家Nasreen Mohamedi在1970年製作的銀色明膠印刷品強力諧振 。在這些美麗的作品中,還有一種靜謐、沉默和克制,與抽像畫家Agnes Martin的超驗實踐相呼應,與孤獨和自然環境親和。 Rukh沮喪地承認過了多年才知道自己與Mohamedi和Martin有近似的風格:「這些婦女——Nasreen、Agnes、Zarina——都在外,都孤獨。」Rukh創造了一個保護自己、可以反思的空間, 原因為當時拉合爾面臨緊迫的社會政治局勢,影響著她的心理 。多年來,Rukh跨越了兩個世界: 藝術實踐和行動主義。抗議海報的誇張設計也似乎遠離了她安靜的繪畫,但兩者之間有協同作用。正如策展人和學者Shanay Jhaveri指出,在國家支持的伊斯蘭社會條件裡,畫中若有人體出現,創作者會被譴責。故此,Rukh的男模圖像是一種政治姿態。
「Mirror Image」(1997)是Rukh第一個明顯參考政治的作品系列。藝術家兼策展人Swapnaa Tamhane說:「這個系列是她的藝術和積極主題第一次的相遇。」Tamhane將這些令人嘆為觀止的作品與1970、80、90年代的十三位國際女權運動藝術家(如印度的Rummana Hussain)的作品一同於孟買Max Mueller Bhavan畫廊的「In Order to Join」展覽展出。Hussain的作品被1992年印度北部阿約提亞清拆巴布里清真寺所影響,Rukh的「Mirror Image」則紀念隨後五年在孟買、達卡和拉合爾等城市爆發的騷亂。當Rukh正準備在印度的展覽工作時,她的母親在巴基斯坦因癌症去世。她因而造了兩件作品,Heartscape和Mirror Image(二者創於1997)。前者關於她母親的逝世,後者關於數百人死於1992年的社區暴力事件。在Heartscape中,她合併心電圖紙和一系列逐漸變暗的照片紙;在Mirror Image中,Rukh從孟買和拉合爾騷亂的媒體報導中摘取了剪報和照片,將其變暗。因此,這種災難性時刻的麻木影響通過靜音的暗灰色圖像傳遞,與方格紙上的黑線的網格並排放置。
在這個階段,Rukh的作品明確地在視覺上變暗,她對極簡主義的興趣使她走向更扁平,更黑的審美。她正在尋找某種缺失、純潔或神秘主義,但仍然留有體態的標點。她的 「Hieroglyphics」系列(1995–)最具探索性,把她早期的興趣推到新的領域。這個系列於1995年啟始;當時Rukh發現了類似航空信的舊紙,就決定紙上寫一封信。她旨在結合傳統和簡約圖像,決定在一條直線上寫出連續的書法字母。既然她小時候正式接受過書法培訓,Rukh曾經在WAF的各種小冊子和海報上使用了這門技術,但這是她第一次選擇把它修剪下來並解構為基本單位。線性刻字模仿地平線,紙張的藍色誘發大海。這作品缺乏宗教意思, 但Rukh仍然在其中尋找天體、靈性和寧靜。
Rukh創造了Hieroglyphics I(1995)後,繼續使用書法,嘗試使用不同類型的紙張和材料。再次,她發現,她對圖形排列的實驗越多,型態就更加簡化,直到最後只剩下了菱形點(qat)。 Rukh開始使用連成線的菱形點,滲透最愛的黑色的炭紙,在頁面上形成一種節奏或音樂。這些作品不再依靠視覺環境;他們已經變得完全抽象。Rukh 不知不覺地調入了Agnes Martin在1975年描述的內容:「藝術——擺脫環境——就像音樂,可以以同樣的方式回應 . . .像音樂一樣,抽象藝術是主題性的。」Rukh的抽象組成是基於她對動態、尋求和諧和對虛無的渴望 。
從Hieroglyphics V(2008)至Hieroglyphics VI(2010),我們看到順序分散的菱形點溶解模糊,呈現光芒漫射的形象,呼應「River in an Ocean」系列的視覺效果。 Rukh對我說:「我意識到,我一直沒有勇氣做某些事情,建立到某個階段後就拖住自己,然後停止。 我的創品終於邁向虛無,但是這卻令我感到我悸怯。」從這演變到她的下一個「Nightscapes」系列(2011),銀色圖案逐漸變得更暗,然後最終完全消失在墨黑色的碳紙內。 「Nightscapes」 於迪拜 Grey Noise畫廊在2016年展出,為Rukh標下突破時刻,但也成為她創作過程中的障礙。 她終於克服了她的恐懼,並達到了一直在尋找的冥想沉默。但是,達到了這一點,就是侷限了自己,她不確定接下來會如何發展。她問自己:「在「Nightscapes」中,不能看到任何事物——無盡往後有什麼?」
她承認其後有一段時間缺乏目標。她的作品總是為自己而做,尚未考慮到觀眾反應,所以作品達到了神秘主義的新水平,缺乏顏色和形態。她卻從「Hieroglyphics」系列發現緩解,繼續訂製菱形點的節奏模式。在製作象形文字Hieroglyphics IV和V(2005–08)期間,Rukh坐在一個塔布拉(table)手鼓樂師前,試圖利用基本書法單位及視覺藝術表現 代表各種節拍(matras)和拍手(taals)。最終,作品與另外四個系列在2015年第十二屆沙迦雙年展一同展出,當中包括「Sigiriyah」(1993)及Sand Drawings:1-4(2000–15)。該演示令藝術界逐漸重新欣賞Rukh的作品。當我們在2016年5月會面時,這位六十九歲的藝術家正在結合動畫、聲音、書法,為第十四屆Documenta試驗新作品。被問及她對好評的感想時,Rukh回答說她既高興又懷疑。
Lala Rukh的藝術已變得公開、清晰,而女權主義工作則不太顯著,逆轉了她三十年前的態度。Rukh正在編寫關於WAF活動和成就的書;她反思哀嘆如今在巴基斯坦的女權主義活動已進入新自由主義的範式,常通過跨國公司或非政府組織處理問題,與WAF的街頭活動行程強烈對照。在缺乏自主權的情況底下,Rukh和其志同道合的積極家感到疏遠。儘管如此,她仍然充滿希望,因為許多WAF的成員現在於各種政府組織委員會擔任各種角色,塑造國家的婦女政策。這與WAF早期的戰鬥的成就——如Fahmida和Allah Baksh的無罪釋放——相隔很遠。回顧她的一生,Rukh滿意地說:「以前,教學、WAF的事務都比我的創造優先。現在,我的藝術工作成為了首要任務。」當我問到這位低調、堅定的藝術家如何遇合生活中的各種軌跡時,她說:「我的生活和我的工作是如此異殊。其實,我的藝術反映了我的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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