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與大西洋之間的藝術

三年來，Haus der Kunst 主任 Okwui Enwezor連同Katy Siegel 和 Ulrich Wilmes 研究了第二次大戰以後二十年的藝術發展。他們的研究在「戰後時期：太平洋與大西洋之間的藝術，1945——1965」（“Postwar: Art Between the Pacific and the Atlantic”）中展示了二百一十八個藝術家多於三百五十件作品，其中展品來自於六十五個國家。這展覽主要挑戰了美歐為軸心的現代語言，而得出了一個結論——戰後時期的人對於藝術史的看法有著革命性的改變。在Haus der Kunst 的巨型中庭裡，參觀者可以找到一組雕塑作品，包括David Medalla的Cloud Gates – Bubble Machine（1965/2013）還有 Atsuko Tanaka的 Electric Dress（1956）。 這些變化多端的雕塑亦和另一件巨型的幾何黑木雕塑交流著。這件黑色木雕塑名為The Serpent （1953），由住居在墨西哥的波蘭藝術家Mathias Goeritz 創作。它流動的型態咬著展覽空間，並象徵著戰後創傷的隔離狀況。

這種誇張手藝為展覽引入開調，讓觀眾細心欣賞其中的八個章節。開首的名為「戰後：發生點和原子紀元」（Aftermath: Zero Hour and the Atomic Era,）。其中收集了反映日本廣島和長崎懸原子彈襲擊的藝術作品，還有末日性的猶太人大屠殺。Gerhard Richter的畫作正是從戰爭檔案的照片——集中營瘦弱的猶太人，包括夫妻和小孩、中轉化。與這些畫作並列的是從於軍事攝影山端庸介（Yōsuke Yamahata）的照片。這些照片捕抓了日本原子彈幸存者的殘酷現象，遭受輻射的難民慢慢腐爛。這些肉體上的描寫呈現出人性的消失，而這些事件的發生也影響了世界上各個藝術家的思想。

在這章節最引人注目的應該是 丸木位里（Iri Maruki）和丸木俊（Toshi Maruki）的“Hiroshima Panels” （1950–82）。十五個作品中有八個是原作，由日本埼玉市運到慕尼黑。這些屏風畫把傳統日式畫風混入了抽象和實驗式的型態，放映出法西斯主義和原子彈爆發的恐怖。旁邊，放置著Joseph Beuys 的Monuments to the Stag（1958/1982）。缺乏形狀的雕塑，代表著分肢的身體。這作品以視覺和暴力共鳴，表現出集中營的虐待和威壓。

剩下的展覽表現了1945到1965年全由戰後因素影響，在藝術語言和型態方面的突發變種 。在第二章節，由非正式主義和抽象派畫作主導的“Form Matters”，包括了來自日本、韓國和南亞的人形。在這章節中，也能找到某些藝術家移民至歐洲後的解構性藝術，例如開創“happenings” 的Marta Minujín。她追求著在戰後對自由的非理性衝動。她選擇的鮮色圖板、幾何抽象代表著新理想的美感。這些藝術形式在拉丁美洲也能找到，主要由戰爭導致移民去歐洲的藝術家主導。 在同一個系列中，由阿根廷的Madí group 和巴西的具體和新具體藝術呈現出結構主義和新塑造主義。很多戰後的狀況和戰後時期的專屬詞彙也能在巴基斯坦裔英國籍的藝術家Rasheed Aareen 的作品中找到。第四個章節“Realisms”包括了蘇聯社會現實主義、墨西哥壁畫和中國文化大革命的代表作，混合了主觀的因素來解剖這些宣傳物過於理想的英雄形象，例如李秀實的革命宣傳畫作，還有自身做過埃及政治監犯的Inji Efflatoun的畫作：其中描述了一行女人，輪流等著和她們被監禁的丈夫見面。

“戰後時期： 太平洋與大西洋之間的藝術”讓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所謂正式的藝術，也能在時間的沖洗下，被政治、戰爭和人為的災難轉化為實驗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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