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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al installation view of drawings from the series “THE RIVER,” 2015-16, part of the project “Under-Writing Beirut — Nahr” (2013–16), three channel installation,drawings, and video, dimensions variable.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all images courtesy the artist.
這個地點是重寫本，整個城市也是，在上面撰寫、擦除、重寫。
—Teju Cole, Open City
你熟悉周圍的環境嗎？這個環境是由什麼建構？自二十世紀以來，人類紛紛聚居城市。去年，聯合國推斷全球54.5％的人口已居於城市，遠遠超於1960年的30%。即使促使城鄉人口遷移的原因仍是未知之數，這現象已對社會架構和比鄰環境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即使城鄉變遷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但其歷史的演變不是變成鮮為人知的軼事，就是被忘卻。像大多二十一世紀的城市，貝魯特因戰後的急速城市化而形成了不少新社區，總人口更佔黎巴嫩的86%，大多居住在被宗教流派、社會階級撕裂的區域。最近，在難民和移民潮的影響下，貝魯特的人口比例被重塑。另外，隨著房地產的興起，貝魯特亦如大城市般變得高樓林立。
Exhibition view of the installation UNDER-WRITING BEIRUT — MATHAF at “Lamia Joreige: Records for Uncertain Times,” Taymour Grahne Gallery, New York, 2015.
Lamia Joreige完成在美國羅德島設計學院（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和在法國的學業後，在九十年代中回流貝魯特。在了解當地環境變換和人口聚居的過程中，她對這些議題產生興趣。所以這一直都是她藝術與電影創作的主題。當年，黎巴嫩全國正式宣佈停戰，這是自1975年來首次停火，戰亂讓國家多年來不斷在戰營中掙扎。停戰後，黎巴嫩的經濟開始復甦。1991年3月，國會特赦了所有交戰者。這個決定對當地政治局面造成深遠影響，很多戰事仍未徹查清楚而被撤銷，導致軍閥在黎掌握政治勢力。像許多同輩一樣，Joreige討厭當時的衝突被稱為「黎巴嫩內戰」，因為其涉及國際紛爭——敘利亞和以色列亦曾攻佔黎巴嫩。即使期間許多城鎮在慢慢地進行復修工程，但是民眾的心理創傷仍然未能修補。
Joreige很喜歡一個比喻：「城市是一冊重寫本，不斷被記載和洗刷。」2013年，她著手於名為「Under-Writing Beirut」的專題研究，一共分為三曲。她向我解釋了她的計劃：「如果細心探討研究中的某一部份，和以現今角度來作審視，你會發現歷史其實是有許多層次的；你會發現其跨越不同領域，由考古到社會學，甚至是有紀實的成分。但如果你未能找出以上端倪，這是因為其歷史部分早已被洗刷；但換個角度看，消逝亦是一種存在的證明。」
Exhibition view of ALL THE OBJECTS FROM THE NATIONAL MUSEUM OF BEIRUT, 2013, part of the project “Under-Writing Beirut — Mathaf” (2013), at the Artes Mundi 7 prize exhibition, Cardiff National Museum, United Kingdom, 2016–17. Photo by Jamie Woodley. Copyright Artes Mundi 7.
Joreige從她的鄰里開始進行研究。從貝魯特的公寓窗戶向外看，Joreige能看到國家博物館，其功能是收集物品並保存歷史。它在1930年代開發，直到1942年才開放，當中收藏了古代石棺及其他物品，可以追溯至公元前一千年前的腓尼基時代，亦展示著黎巴嫩的現代歷史。在戰鬥爆發時，這座建築位於戰爭期間沿東西貝魯特劃分的「綠線」檢查站。戰鬥人員在衝突期間摧毀了博物館，將其用作軍營和狙擊窠。雖然博物館的主任把部分收藏品放在地下室，用混凝土建牆隱藏，並將較重的物體和大型馬賽克包裹在混凝土殼中，但許多文物仍然被搶劫或損壞至不能修復。至今，損傷程度仍是未知數。
與黎巴嫩內戰中的許多事次一樣，其細節從未公佈，籠罩在相互矛盾的紀錄和爭議之中。Joreige的調查和干預以藝術的形式進行，描繪了博物館的現狀。在我們的會談當中，Joreige解釋她曾到訪博物館，目的是為了研究其彙集；儘管博物館沒有一個可供公眾參考的確切庫存，但據說原本應該有約十萬件作品。博物館館長起初樂於幫忙，但後來拒絕讓她研究或看所有不是在現場展覽的收藏品；她甚至被拒絕進入儲存室，審查戰爭中被損壞的收藏品。Joreige唯一被批准可以比公眾更早看到的收藏品是「Good Shepherd Mosaic」的馬賽克及一張戰後馬賽克被損壞的照片——在戰爭中，一名狙擊手因為需要透過牆壁觀測檢查站，打穿了馬賽克的左下角。
這情況是配合現實的隱喻，象徵著藝術家祖國的歷史。Joreige拍下了她在2012年12月15日看到被扣起的收藏品的標籤，然後把標籤上收藏品的標題以大型打印格式複製。Joreige也製作了一本皮革書籍，名為《Objects Missing from the National Museum of Beirut》（2013），收錄了博物館曾經收藏但目前無法證實的物品，還記錄了一些戰爭的故事和報告。看過「Good Shepherd Mosaic」的馬賽克，Joreige製作了她的混凝土雕塑，《Object of War》（2013），其樹幹形狀的是「Good Shepherd Mosaic」裏子彈孔的三維模型，製作基於舊照片、草圖和藝術家的測量；即使戰後修復了馬賽克，Joreige的雕塑仍蘊含了戰後的空虛。另一個同場展覽的影片《180 Degree Garden View》（2013），透過狙擊手的窺視孔看花園裏面放置著的大型文物。關於這個項目，Joreige寫道：
今天，雖然導致黎巴嫩戰爭的緊張局勢和問題依然未能解決和改變，但國家的形勢和地貌，特別是貝魯特，已經被徹底改造。在大規模的城市重建之後，有什麼事情待我們從戰爭時代適應和考慮，還有我們應該怎樣更好的處理？即使現在，城市已經恢復戰前的面貌，博物館繼續被戰爭遺留下來的痕跡所困擾，折磨著它褶皺之下的靈魂——它們必須被召喚，遺體必須被挖掘出來。
首個讓Joreige獲得廣泛讚譽的項目是仍然持續的《Objects of War》（1999– ），迄今包括六道採訪視頻，每集六十至九十分鐘長，角色由藝術家的友人演繹。當中包括來自黎巴嫩藝術界的知名人物如藝術家Tarek Atoui、Lina Saneh、Akram Zaatari和Rabih Mroué，亦有策展人Rasha Salti和畫廊創辦人Saleh Barakat。每段採訪中，Joreige要求受訪者選擇在戰爭期間他們注重的事物，反思當年事宜。每逢這件作品被展覽，這些物件都會與視頻一同陳列。Joreige向我解釋：「1998年，我想到這些物件——收音機、火炬燈、撲克牌——能不言而喻。也可能是因為失踪的那一位舅父送了一件小玩兒給我，但是它被扔掉了。這件小物件對於我來說富有象徵意義，那別人也一定有一樣的經驗。我周圍的每一個人都經歷過這場戰爭，我覺得締造戰爭史的唯一方法就是收集人民的故事，從盡多樣化的角度聆聽我們的經驗。」
Joreige告訴我，這個項目對別人有意義，因為物件和記憶纏繞著，為故事提供物質表示。比如說，Zeina Arida談論她帶進防空洞的「豬小姐」（Miss Piggy）背包；Akram Zaatari發現了在他家鄉Saida錄製的錄音帶，當時是八十年代，Bachir Gemayel當選總統但被暗殺，帶上內容包括Bee Gees樂隊的音樂和慶祝式槍聲。藝術家的祖母捐出了一個小袋子，裏面總是容納散錢。隨著時間的推移，視頻也呈現黎巴嫩當代的大事件。Joreige說，2006年製作的錄像題材和風格與其他的不一樣，因為這些都反映當年以色列當年入侵黎巴嫩的戰事 ；有一些訪談至今仍然令她感動落淚。她在哈佛大學拉德克利夫高等研究所（Radcliff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的演講中解釋說：「對我而言，呈現和敘述黎巴嫩戰爭就是放棄完整敘事或絕對真理。我只能嘗試結合非凡和平淡的敘述，凸顯了歷史裏記憶的差距和損失。」
HERE AND PERHAPS ELSEWHERE, 2003, stills from video: 54 min.
HERE AND PERHAPS ELSEWHERE, 2003, stills from video: 54 min.
如果《Objects of War》是基於Joreige友人自願提供的見證，《Here and Perhaps Elsewhere》（2003）就更大膽地入侵公眾空間和陌生人的生活。 2002年，Joreige花了三個星期在前在貝魯特東、西兩方之間的「綠線」邊界拍攝，訪問住在附近的人：「你有認識在戰爭時在這兒被綁架的人嗎？」如今，貝魯特仍有多於17,000人在戰爭後下落不明，包括藝術家在「綠線」邊界被綁架的舅父。她利用檢查站的檔案照片（其中包括Mathaf國家博物館附近的地區的相片），試圖在城市重建後作出尋求。最後，長達54分鐘的影片記錄了一系列不安的反應：受訪者通常都會聲稱自己並不認識任何在戰爭中被綁架的人，但最終仍會道出個人故事。到了影片末端，我們才知道Joreige在找某人；在一段訪問中， 一對老夫婦也提及藝術家的舅父。當她追求重建被遺忘的過去的任務，利用舊照片詢問他人的故事，Joreige留意到如果她今天才拍攝這套影片，結果會是完全異樣。黎巴嫩的人口和政治都轉變了，記憶亦變得模糊，現在還有新的鬥爭。Joreige說：「所以，這影片確實是反映了當時的實況。」
過去和現在間的關係賦予了「Under-Writing Beirut」的第二集，名叫《Nahr》 (亞拉伯語「河流」的意思)。Joreige取題於貝魯特河沿岸的Jisr el-Wati東鄰，該地以前為周邊地區，現在成為了Joreige和Sandra Dagher在2009年合夥創辦的貝魯特藝術中心（BAC）的一部分，而她兩亦任職董事五年。Joreige的影片在英國卡迪夫放映，她亦曾於2016年在當地被提名Artes Mundi 7 獎項，而同年二月於拉德克利夫放映三頻影像，顯示沿著乾燥、鋪了混凝土的河床邊緣的路程，以及在該地區大多由逃離戰爭的敘利亞人提供勞動力而新建成的玻璃高樓。Joreige亦訪問了一位以前擁有一片在該區的土地的男士及BAC敘利亞裔的衛生管理員。在最近的政治危機期間，河流被政府用作垃圾堆，成為了「你臭」抗議活動的焦點之一，而河邊社區亦被高檔化。Joreige說：「我想更深入了解河流的社會歷史，亦因為目睹河流的轉變而產生興趣。我希望對其地理開發新的了解，令它更加『感性』。同時，它亦會為你提供不同的觀點。」除了電影之外，Joreige還用蠟、蠟筆和乾顏料創造了一系列繪畫，從河流的地形起步，變得更有機、抽象，令觀者想起花、細胞和身體器官。
AFTER THE RIVER, 2016, part of the project “Under-Writing Beirut — Nahr” (2013-16), three-channel video: 20 min.
貝魯特日常生活裏的不穩定一直是Joreige作品中的主要題目。這個主題在她早期的三部曲作品「Beirut, Autopsy of a City」（2010）當中更加明顯地展現出來，並預示了她下一個作品「Under-Writing Beirut」。前者第一環節《A History of Beirut’s Possible Disappearance》囊括了該城市接近被毀滅時所拍的照片和視頻。第二部分《Beirut, 1001 View》是一部動畫視頻，以拼貼圖像的方式記錄了城市在歷史中的轉變及地中海的不變。第三段《Beirut 2058》亦是視頻，描繪了一個貌似貝魯特平靜空蕩的海岸線，當中渺無影踪 。電影以第一人角度表達其故事，達到這個地步的路徑卻未被解釋。
Joreige作品中最成功地彰顯到黎巴嫩氣氛是一部74分鐘的影片《And the Living Is Easy》（2014）。該作品紀錄了2011年中東多個國家經歷動盪和混亂時，黎巴嫩卻正如Joreige所說：「異常的寧靜。」Joreige設想出五個角色——銷售主管、音樂家、藝術家、女演員和歌手。他們居住在無精打采的貝魯特，在電影中表現出他們生活的樂趣和痛苦，以及他們對城市的曲折情緒。她聘請非專業演員們重演他們生活裏的實況。這幾位人物會經常反思關於貝魯特歷史的問題：歌手Mireille Kassar和友人電子音樂家Tarek Atoui爭論貝魯特是否應該設立紀念座標。在爭論當中，Tarek認為紀念座標過於抽象，而且三分之一的土地應該被規例為神聖的地方。相反地，Mireille爭辯在一個不斷發展的城市當中，城市據有歷史價值的地方應該被保留。電影中另一個角色Firas Beydoun與一位舊朋友坐在Ouzaï南郊的一家沿海咖啡館裏。他們看著飛機降落在貝魯特機場，哀嘆著Ouzaï衰退的趨勢。在討論作品起發點時，Joreige說道：「我當時正在思考如何表達出貝魯特的某一個瞬刻。我想表現出在城市生活中的停留，因為貝魯特確實是死氣沈沈。我並沒有任何劇本，因為我希望演員能演出當時的時刻。」
拍攝Firas的故事將Joreige帶到了Ouzaï，這成為了她過去一年在拉德克利夫（Radcliffe）創作作品「Under-Writing Beirut」第三部分的主要題目。 該地區以八世紀的伊斯蘭教遜尼派阿訇和立法官Abdirahman Ouzaï命名，直到1950年代主要為沙丘地段。現今，這裏已成為黎巴嫩移民和在1948被以色列民兵逼出的巴勒斯坦人所定居的地方。Ouzaï是幾個邊緣化群體的所在地，其中包括來自南方、曾經居住於農村的什葉派社區，也是真主黨政治組的主要基地。在彙編研究材料的同時，Joreige在拉德克利夫的一場講座中承認道：「作品的第三部分可能是最具有挑戰性的，因為Ouzaï的歷史充滿了政治方面的複雜和憂醑。這也是黎巴嫩現今其中的一個社會問題。事實上，當研究Ouzaï的歷史時，我能見證到它的獨特性。然而，Ouzaï與整個國家有許多相似之處。它處於一個僵局中，仍然具有許多未能解決的問題。」
AND THE LIVING IS EASY, 2014, still from video: 74 min.
在Joreige藝術家的生涯中，無論她作品的主題——黎巴嫩——是活著、死了或處於生死之間，藝術家都會自然地對她周圍環境作出診斷。正如她所說：「這是一種上癮。戰爭開始時，我才三歲，所以身為藝術家，我唯一想做的就是談論戰爭時的故事和經歷。」當思考到戰爭、掙扎求存和康復的城市時，藝術家就為表達方式而作出思考。Joreige說：「我的早期創作傾向於畫出城市的肖像，表現出城市個別的故事和人物。我非常重視於我的表達方式。對我來說，一個城市的肖像和在一個城市的個別故事並沒有任何衝突。」可是，談到她的影片《And the Living Is Easy》時，她意欲表達的內容會稍微不同。這部作品的故事情節被城市的實況所控制，並非源於藝術家的設計。或許，就如Joreige的作品展現到，我們周圍的物體、城市、環境一直都在對我們發言。重點是我們是否有關注它們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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