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enelope Seidler的悉尼頂層公寓的牆上懸掛著的是美國簡約主義者Frank Stella的立體畫。憑藉其鮮明的色彩、曲線和鋸齒狀的鋁層，《Midnight Aloft》（1988）佔據了一大片空白的牆面，使其旁邊蜿蜒的樓梯更具吸引力。如果你覺得這個設計看起來很自然，那是因為這件作品是由一直與Seidler和她的已故丈夫合作的Stella專門為該公寓創作的。這位藝術家最初經由Harry Seidler＆Associates公司與Seidler夫婦合作，該公司是將現代風格和包浩斯建築帶入澳大利亞的先驅。它由Harry於1949年創立，目前由Seidler親自領導，並擔任首席執行官，在其粗獷建築風格的辦公室裏管理著各項公共和私人建築項目。這個空間和相鄰的頂層公寓散發著仿如黑色電影的魅力，更以一系列藝術收藏品去證明生活如何和藝術與建築融合，以及Seidler的企業由曾是孤島的澳大利亞慢慢轉變為活躍於國際文化論述中的角色。

Seidler所收藏的美國現代主義藝術品包括了Stella和其他知名藝術家的作品。她的辦公室中掛著由Josef Albers，即Harry Seidler在黑山學院的導師，所創作的幾何掛毯《Homage to the Square: Full》（1967）；抽象表現主義藝術家Helen Frankenthaler和Sam Francis以及色面繪畫畫家Kenneth Noland的作品都收藏於Seidler在悉尼基拉臘的家中 。該收藏系列另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是澳大利亞和土著文化的當代作品，當中有許多藏品最初是為了各個重要的藝術節和展覽而創作的，比如悉尼雙年展。其中包括了Petrina Hicks為Seidler夫婦拍攝的肖像、Christian Thompson的自畫像、Danie Mellor以土著身份為中心的蝕刻作品、 Tracey Moffatt 於1989年創作的《No 1》系列和Rover Thomas Joolama  ── 首位代表澳大利亞參加威尼斯雙年展的土著藝術家 ── 於1990年創作的赭色畫布等 。

作為一名狂熱的藝術收藏家，Seidler擁有一套令人驚訝而不拘一格的行事方式。那不涉及甚麼「主義」、也沒有基本的概念哲學，更沒有藝術顧問的干預。 這一切都是基於一個簡單的原則，就是她純粹憑直覺行事。 「我只買我喜歡的東西。 」她承認：「我是一個衝動的買家，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擁有多少件藏品。」除了收藏藝術作品外，她還向博物館和教育機構提供慷慨的捐贈，並且是藝術界公認的贊助人 ── 劇院、視覺藝術、表演和建築等，都是她感興趣的範圍。 2008年，她獲頒澳大利亞榮譽勳章，以表揚她在這些方面所作出的貢獻，正如勳章的簡介所述：「為保護文化遺產作出的服務 ……以至視覺藝術組織和建築等方面」 。

在2014年，悉尼湧現了一系列建築物，其中有許多設計是Seidler不太贊同的。她向新南威爾士大學捐贈了一百萬澳元（八十萬美元），用於創立Seidler Chair中的建築實踐項目。她表示：「這個獎項強調實踐的必要性。 有太多的建築教師幾乎沒有實際建造的經驗。」 兩年後，她再撥捐七十五萬澳元（六十萬美元）予她的母校悉尼大學創建一間藝術畫廊，與此同時還有一筆尚未披露總和的捐贈承諾，以建立一個建築史上的客席教授職位。 Seidler為這一筆特殊捐款解釋道：「歷史上所謂的『建築物』已經進一步發展至­不受地心吸力的影響，且隨著建築技術的進步，建築師的反應也同樣要進步。 建築歷史不但非常吸引人，更為我們的設計理念提供了一個框架。」

Seidler同時也是悉尼雙年展董事會成員，這近幾十年的時間裡她參與了很多悉尼的藝術活動，為這個港口城市的發展和歷史提供了寶貴的見解。 Seidler自1973年首次參加悉尼雙年展，及後的每一屆她都有出席 。她回憶說，對比以後的悉尼雙年展，首屆的雙年展實在是「非常死板」 ── 比如1979年的那一屆，就因為邀請了土著藝術家而充滿爭議性。 她解釋道，近年的雙年展已經軟化了他們的激進手法。「現在，它變得很容易接受，已經沒有什麼驚喜了。」她笑著補充：「它似乎失去了我所懷念的爭議點。」Seidler還為悉尼雙年展提供了更多國際視野，這源自於她的經驗 ── 她自1973年起成為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國際委員會成員，而從2005年到2013年則是澳大利亞國家美術館基金會的董事會成員和威尼斯雙年展專員委員會澳大利亞代表委員。

提到2018年的悉尼雙年展，Seidler立即興致勃勃地談論起第二十一屆藝術總監片岡真實（Mami Kataoka）── 這是自悉尼雙年展成立以來第一位擔任這個角色的亞洲人。Siedler也參與了選拔的過程，因此當片岡被任命時，她感到非常興奮。在片岡的策展下，這屆雙年展將由中國異見藝術家艾未未在鸚鵡島的Turbine Hall中展出一個七十米長的可充氣救生筏，用於喚醒人們對難民危機的關注。而在歌劇院則有他的紀錄片《人流》（2017）及其主題演講。事實證明，片岡的策展非常成功。Seidler指：「門票在兩個小時內就賣完了。」

當Seidler沒有在執行她作為眾多董事會成員的職責時，她會專注於她的建築公司。她告訴我：「我大多數早上十一點就已經在辦公室。」 至於為什麼決定學習成為一名建築師，她解釋道：「和Harry結婚時我還不是一名建築師，但我不想被他人視為只是他的妻子。於是我在悉尼大學修讀建築，並於1964年獲得相關資格。」當他們在1958年結婚時，Seidler只有二十歲。Harry以其好聲譽著稱，因為他曾在麻省劍橋與Walter Gropius和Marcel Breuer一起學習，並與Oscar Niemeyer一起在巴西短暫工作。談話期間，Seidler忽然想起了Harry，彷彿他就坐在她身後，默默疑視著她。 「我們仍然住在我們1967年在基拉腊建造的房子裏。這兒完全沒有改變過。」話說至半，她忽然改正了自己之前的話。 「應該說我還住在這裏……」她的聲音逐漸消失。 「Harry在2006年，我們結婚五十週年的兩年前就因中風病逝了。」她回憶道。 Seidler現在所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為了紀念她的丈夫 ── 在2010年，她將Harry最喜愛的作品之一，Theo van Doesburg的《Space-time Construction #3》 (1923) 捐贈給澳大利亞國家美術館；而她對教育的重視，部分原因也是由於Harry曾任建築學的教授。

然而，七十九歲的Penelope Seidler的生活仍在繼續。 對她而言，藝術和慈善事業是不可分割的。 「我不認為自己是一個贊助人。 我認為自己是藝術的觀察者。 對我而言，藝術對生活是不可或缺的。當你可以花費金錢並享受它的好處時，還留著它做甚麼？ 如果你打算用你的錢做點甚麼，那就在你還活著的時候去做吧。」這是一個簡單而樸實，豐富了許多生命的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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