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機械、還是蜻蜓？

說起徐冰的新電影《蜻蜓之眼》（2017年），最常被談論的是它是通過剪輯超過一萬小時的攝錄監控鏡頭創作而成的 ── 更可能是第一部將全球超過兩億個監控攝像頭的技術與雲端計算結合的「電影」。但是這部八十一分鐘的電影也揭示了中國最受尊敬的當代藝術家之一徐冰的一個有趣決定 ── 他介紹這部作品的媒介既不是博物館、也不是雙年展或畫廊，而是使用了表面上最為大眾化的電影媒介。

《蜻蜓之眼》於2017年8月在瑞士洛迦諾電影節上首映，並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分別在其他主要的電影節，包括多倫多和釜山的電影節上上映。電影劇本由中國詩人翟永明和作家張撼依編寫，而操刀剪接的則是屢獲殊榮的電影剪輯師馬修‧拉克勞（Matthieu Laclau），他過去曾與中國、香港和台灣等地的頂級導演合作，如賈樟柯和張艾嘉等。這部電影現正經由一間北京的電影版權代理公司分銷權出售到全球各地的本土市場。而作為一個銷售項目，它比較算是一部劇情電影。

當各大電影節因為徐冰的名氣而對《蜻蜓之眼》大表歡迎，電影業本身對這部作品卻並不特別友好。娛樂媒體迅速將徐冰描寫成一個嘗試涉足電影界但以失敗告終的藝術家；好萊塢報導稱徐冰的電影是「一個失敗的實驗」，而《綜藝》雜誌則寫道：「《蜻蜓之眼》用一種原創的方式講述了一個極其平淡無奇的故事，令人失望。」該電影目前在評論網站爛番茄（Rotten Tomatoes）上的評級是平庸的60％。但從另一方面看，徐冰卻以這部電影搶佔了先機。即使藝術家和電影人屬於不同的界別，但此時一個全新的文化界別卻正在討論他的作品。

我出席了去年十月釜山國際電影節的《蜻蜓之眼》亞洲首映，當中的演員、製作人、發行商和代理商 ── 這是一個至少會以票房潛力來評審一部作品的團體── 對這部電影的敘述作出了直截了當的批評。他們形容這個男女間的愛情故事很笨拙、做作、沉悶、甚至是愚蠢。

他們的評論是正確的。電影情節確實俗套，而且基本上沒有投入任何情感。但徐冰在另一個層面上卻是成功的，那就是呈現出我們在充滿新科技的現實中令人深感困擾的陌生感。現時我們生活的每一刻都會被記錄、處理和評估；這些無所不在的目光不僅僅來自於人類，還有不停進化的智能電腦 。這部電影提出了一條問題：在全球網絡一體化的世界裏，真正在「看」的是誰？是人類還是機器？《蜻蜓之眼》的優勢正是從電腦網絡的角度向我們展示了這個世界，這也正正是它令人如此不安的原因。

這部電影的開場場景是一個沉默而粗糙的單色閉路電視鏡頭，記錄著一名在夜間獨自行走的女子。她一直盯著她的手機，以至於忽視了腳下的橋邊，失足掉到運河中。此時，影片開始快進，我們看著她在水中掙扎，再慢慢被淹沒。這個鏡頭十分可怕 ──它看來普通而平靜，因為這是真實的事。這個鏡頭支撐了後續所有的發展。

故事記錄了一位在佛寺修行的年輕尼姑「蜻蜓」的旅程，有天她決定離開佛寺並探索更廣闊的世界，並遇見了一位年輕男子柯凡。他對蜻蜓一見傾心，而為了獲得她的青睞，他嘗試偷竊但是被捕了。當柯凡入獄時，蜻蜓開啟了一個新的網絡身份，消失在現實中 。

我們可以認為，電影開始時的「淹沒」鏡頭在字面和象徵意義上都代表著蜻蜓終將消失在她手機的深處。在電影的世界內，她離開了現實世界，取而代之的開啟了新的虛擬生活。這部電影的標題《蜻蜓之眼》也可以比喻為全球電腦監控網絡的全視角，從某種意義上說，蜻蜓已經融入為一種脫離現實的的新形式了。

電影的其他部分主要是柯凡尋找蜻蜓的過程，當中經常以蹩腳的配音和電腦文字轉語音的方法作旁白，以此掩飾兩個不斷改變身份的角色之間那不連續而迷人的相互作用。我們會聽到混音音頻中播放著彷似兒童廣播的聲音，而同時影片中角色的形象由於使用了各個監控鏡頭的影片而不停變換。

這部電影的製作過程就和其內容一樣神秘莫測，主要取決於近來在網絡影片方面的進展。徐冰其實最初在2013年就嘗試過開始這個項目，計劃不使用任何攝影機和拍攝者，而單單使用能找到的數碼影片剪輯一部電影。然而，一直到2015年，在中國的監控攝錄機與雲端計算相連後，他才獲得足夠電影所需的閉路電視鏡頭；從那時起他就開始認真製作了。他的「拍攝」方法通常要先搜尋一些影片作為預寫劇本的剪輯來源。比方說，徐冰曾在採訪中回憶了製作過程的一個片段：「我們需要一個在雨夜中沿著山路行駛的汽車的鏡頭。首先我們檢查了天氣預報，以確定甚麼時候會下雨。然後，我們鎖定了該地區的某個監控攝錄機。到第二天，我們再去檢查能否『收穫』到我們需要的影像。」在電影發行後的聲明中，徐冰將他的製作手法與手機主導的全球出租車服務商優步（Uber）進行了比較，並指出人們其實不需要擁有汽車或相機，只要能控製網絡就好。

這種手法與徐冰過去三十年的藝術風格一致 ── 他經常挪用當代藝術以外的創作模式，探索語言、偽造和意義等主題。

他之前的作品包括一本六百零四頁的四冊叢書，由四千個造假或毫無意義的漢字組成，名為《析世鑒》（又稱做「天書」）（1987-91）；一套使用了西方字母書寫中國書法的「新英文書法」系統；和一本一百一十二頁由表情符號組成的中篇小說，名為《從點到點》（又名「地書」）（2003-14）。像《蜻蜓之眼》一樣，「地書」出現在非藝術界的商業環境中 ── 它是一本有國際標準書號的出版書籍，並在亞馬遜網站上出售。這本書的故事性很脆弱，因為徐冰的真正目標在於語言的重塑，而不是創造引人注目的敘述。正如他所解釋：「要討論當下的問題，就要使用當下的說話方式。我無法在任何已存在的系統中找到它。」而在《蜻蜓之眼》中，他進一步探索了網絡監控中的准人類或超人類語言，更指：「我們對所謂的現實界限有了新的認識。」

人們應該注意到，「監控」在中國具有特殊意義。北京目前正在大規模推行面部識別軟件，利用聊天機器人(Chatbot)刪除社交媒體上的政治敏感發言，並計劃在2020年之前為所有公民推出「社交信用評分」。這個系統將會評估每個人的過往財務狀況和網絡行為，包括審視社交媒體帖子，甚至可能限制真實世界的自由。這些計劃在宏觀和微觀方面都有廣泛的影響。喬治奧威爾在其反烏托邦小說《1984》中描述的無所不在的政府的恐怖之處或許在某種程度上終於實現了 ── 我們現在被無處不在的相機和屏幕所包圍，並不斷地與它們進行互動 ── 亦有科技評論家警告說，大數據會破壞民主國家的個人自由。

作為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前副院長的徐冰或許不會對自己國家的政府進行任何明顯的批評。但人們也可以爭辯說，如果《蜻蜓之眼》實際上是一種政治批判，它所針對的並非任何一種政治制度，而是針對這項技術本身。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部電影比好萊塢最新的反烏托邦科幻電影《銀翼殺手2049》更加令人不安。《銀翼殺手2049》雖然緊張而壯麗，但最終卻未能真正對現有科技進行批評。該電影中，新的先進技術物種 ── 複製人和仿生人── 的行為都和人類完全一樣，而不像機器。這部好萊塢電影想像不出任何非人類的智能技術，而這正是徐冰和他的團隊在一個細小的藝術家工作室進入全球監控網絡的過程中所揭示的 ── 電腦看到和處理現實人類信息的另一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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