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海企劃在新加坡是一種常態。幾十年來,該國已成為世界最大的沙石進口商之一,維持著從1819年英國統治開始時便立下的土地拓展宣言與實踐。1965年新加坡獨立後,由於決策者認為土地匱乏對城市發展及經濟、政治、文化增長造成侷限,所以填海企劃一直進行中。自英國殖民時期以來,該國土地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至725平方公里,而到了2030年,現有的計畫將為該國額外增加41平方公里土地。因此,填海可說是殖民統治的邏輯所殘留下來的象徵,並繼續影響著這座島嶼的發展。
這種發展所衍生的後果對新加坡生態多樣性的造成傷害,尤其導致了多於百分之九十的紅樹林被砍伐。然而,土地拓展的慾望在別的領域也造成了影響。在過去的十年,新加坡填海企劃裡利用的砂石大部分來自柬埔寨的河流。這改變了河水的流量,威脅著當地的生態系統。駐新加坡藝術家Charles Lim 於作品《SEA STATE 9:proclamation garden》(2019年)中仔細審視了這片進口得來的土地上的生態。在這個裝置中,Lim將新加坡國家美術館屋頂花園上原有的美化裝飾,替換成從填海區覓得的三十種植物。透過關注這些僅在新土地上綻放的、鮮為人知的物種,Lim令大眾關注這些在被破壞後又重新出現在島嶼邊緣的植物。當這些植物被安置於這個國家文化機構——這個英殖時代建成的高等法院和市政廳時,這些花蕊取代了展覽廳中的裝飾美化環境,阻止了該場所成為全面發展的後殖民財產。他們擾亂了定居者與殖民者這一相互對立的概念,揭示了新加坡殖民化敘事的層次。
環境歷史學家Alfred W.Crosby在《Ecological Imperialism: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1986年)一書中認為歐洲殖民化的成功基於殖民者對當地自然生態結構的改變。在Lim的作品中,他的立場則相反:在填海成功後,由於城市的發展,大自然生態的結構無可避免地出現改變。Lim所覓的植物來自剛移植的土地,泥土與新加坡更發達的區域的自然生態不一樣。即使這塊土地可能藏有多樣的根與種子,爲了未來的建築計劃而清除所有的、不論是原居抑或外來的自然生命,是「新加坡化」的最後一步。
Lim的作品保留了曾經外來的自然生態的過去。另一方面,Zarina Muhammad的定點表演《not Terra Nullius》(2018年)喚起了土地的靈性及文化記憶。「Terra nullius」意為不屬於任何人的土地,是殖民者正當化他們的土地佔領行為時常引用的藉口。Zarina透過殖民時代以前的民間傳統,將這一概念與表演場地繫為一體。在表演爪哇傳統儀式「merti」(即照顧或保養)時,她邀請觀衆參與其中,並貢獻一份祭品紀念他們想要紀念的人。Zarina的表演場地曾經是一所學校,在新加坡日據時期被改造成慰安婦的住所,那麼對她來說,需要紀念的幽魂便是在二戰時期被囚困在這裡的慰安婦。在表演結尾,觀衆將他們貢獻的花果擺放在校舍的樹蔭下。從二戰到殖民前的民間幽魂,再到現今的島民,Zarina的表演從不同時期、不同層次的歷史中汲取了靈感。
後來,Zarina在新加坡美術館展出的《Pragmatic Prayers for the Kala at the Threshold》(2018年)中,同樣試圖想像游移在新加坡早期的海岸線之間的「被遺忘的人物和歷史幽魂」。作品分爲「山」、「地」、「海」三個部分,而各部分駐紮於1830年代新加坡海岸綫上的三個歷史性地點。作品包含了一系列的物件,以回應各自所在的部分,例如Zarina工作室的訪客所塑造的人像。這些參與者將各自的監護人或土地的守護神形象化。Zarina認證了一個地方的多種存在、神話及故事,而它們又受每個人的生活和歷史所影響。透過《Pragmatic Prayers》和《not Terra Nullius》,Zarina要求觀眾重新思考,土地不僅擁有歷史,這歷史更跨越現實與精神的境界,更含括了被殖民主義和持續的土地發展所抹去的文化傳統及神話。這樣的思考推動我們「超越殖民前與後之間的記憶盲點」。
説不定這超越盲點的境地正正就是當下。在新加坡,城市發展的敘述不僅以殖民主義的方式持續消除精神記憶,更持續驅使了填海企劃的發展。沙與地之間是土壤:運來的沙沉澱為新的填地時,它需要吸收各種生物與物質,成為土壤。Debbie Ding的裝置《Soil Works》(2018年),共包括五件作品,近距離地探討了土壤的邊緣性。在作品《Soil Columns》中,Ding從新加坡人常忽略的公共空間,例如橋底和高速公路旁,收集土壤,創造四條溫諾格蘭斯基管柱(Winogradsky columns)。隨著不同的細菌菌落發展,土壤的顔色也漸漸改變,成為四條截然不同的管柱。Ding用這種科學性的土壤研究,揭開被遺忘的土壤裏的細菌多樣性。這一作品的意義則在於強調,土壤中存在著生命,並且這裡的生命是多樣的。為了各式各樣的發展計劃,當承載著這一生命的媒介,即土壤,被移置的時候,這些生命也被移置了。因此,哪怕以前的生活方式(包括精神信仰和神話)以及在填地中成長的新的植物都被移置了,土地也永遠不會是死物。一切的發展對於土地來說至少都帶有一定的侵擾和震撼,也因此,現代的城市發展再次強調了殖民主義下原住民生活的不穩定性。
殖民主義背後隱藏著的一個觀念認為人可以獲取和擁有土地。在《Soil Works》另一作品《Sandweight》中,Ding投射了一個土壤盒在發動機上重複旋轉的閉路影像。觀眾眼前的景象在數秒内瓦解、再造。類似Lim和Zarina的作品,Ding突顯了新加坡填海企劃背後的自負: 即新加坡與其土地之間的關係是由「改變」和「擁有」兩個主義平行推動的。土地,哪怕在後殖民的時代,仍未完成「去殖民化」,而在這土地之上建構的歷史仍然被忽略、甚至遺忘。
CHENG MUN CHANG是《亞太藝術》2020年度年青作家比賽(Young Writers Contest)的冠軍。她是位駐新加坡的作家和研究員。
SUBSCRIBE NOW to receive ArtAsiaPacific’s print editions, including the current issue with this article, for only USD 100 a year or USD 185 for two years.
ORDER the print edition of the September/October 2020 issue, in which this article is printed, for USD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