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革命时代与后革命时代的手册

除了革命完成的一个阶段所带来的令人吃惊的兴奋外，了解这些所发生的是如何发生的也同样必要。对艰苦和困难的生活条件的反抗的结果，成为了熟练的革命者的资产和允许比系统改革的顽固性更加耐久的工具。举例来说，“是谁从塔里尔广场的灯柱提取电力来为帐篷供给能源的？他又是如何知道该怎么做的？”追溯这些问题可以使人发现那些可能做着同样的事情的人们，在开罗郊区人口过多但没有基础设施的乡镇里维持着生计。

可能永远都不会有足够的时间，去透过社会作出一个详细且没有间断的对众多故事及其来源的调查，原因是因为有太多的地点及所有由政治家、反对者、博客、记者、活动家和推特用户们提供的资料都是从去年的革命所产生的，除此以外还有我们自己的笔记、反思、收集以及制定的档案。

然而，给予革命和我们自己表述和理解经历的距离其实就是理解一场革命的决策与存活。

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对于艺术创作的真实性与有效性的挣扎，不断困扰着艺术从业者。看到当前革命故事中的艺术家们——就像在开罗和其他地方的情况——调和了我与自己的存在的困惑，即使只是暂时性而已。这些艺术从业者参与游行、静坐和宣传活动（网上或离线），基本上成为了激进分子多于任何东西。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用以打破两个世界间的潜在差异的无意识的提议。随着艺术家成为了斗争中的参与者，比以前更多的公民开始接受他们自己和别人的创意性表达。

然而，就像驻开罗艺术家Doa Aly在她还未发表的、名为“关于艺术与自由”的文章中写道：“门外汉终于开始对艺术产生兴趣，但也只是在它公开的政治参与的条件下。如果不是一个用于宣传和历史化的工具它还能是什么？”

这些门外汉对“锡兵”很感兴趣，我的一个由12,235个微型士兵所组成的，描绘了九个来自中东国家两百分之一的常备军的装置艺术。我所以能够测量，是通过2011年九月在伊斯坦布尔双年展展示时，从所拍摄的大量的照片来进行的。

一年前在贝鲁特，我为“家庭作业5”创作了五分之一的同一装置艺术，它最初的构思是作为对该区的军国主义、强权和政治关系的探索。去年，在准备这将会在伊斯坦布尔出展的作品的时候，我同12位助手坐在一起共同为这些士兵的微型模型上色，那时他们正将武器对准他们在阿拉伯起义的自己人。那是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目睹了一个国家机构变得令人恐惧。我开始记录在这一过程中学到有着具体含义的新词：叛逃者、逃兵、部署者、叛徒、渗透者。

与此同时，我也在为自己有关该地区的士兵的随行的出版项目寻找、收集和委托资料（文本和图像）。这些都是士兵的真实故事，据我估计，可以被分为四类：“反思”、“幻想”、“模拟”或者“破烂”。截至2010年底，他们主要是在自己脑海中开始和进行着战斗，在虚拟的地方模拟着军事训练，或者——在参与过过去几十年中的战争的老兵的情况下——则他们过去的理想内。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了由想象的冲突和强制执行的军国主义所困扰的生活缓存，那些在过去的一年里突然改变的生活。这刊物项目本应该只是一本提供沉寂战士们的肖像的手册。然而相反的，在对伪装、巷战和棺材的浮夸展示下，战士们又活了过来。当他们在2011年年底时变得邪恶，我挣扎着不要恨我的战士。

现在的我，已被那些阻碍并推翻我的项目的目标政治环境发展所毁灭。在2011年，我已经决定为我自己和别人创作一些能够加速理解那些发生的事情的东西，直到人们被可以知道的事情所淹没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