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的一个例子便是由瑞典出生的丹麦兼斯里兰卡艺术家Nina Mangalanayagam所作的十分钟的无声电影“空白”(2009)。该作品一直将焦点放在该艺术家的脸上,显示着她努力想要掌握包含在有时被称为“印度式点头”的姿势中的非语言沟通的微妙之处。她坚持不懈地摇头是令人感动的,但字幕却叙述了她童年时逐渐发现她自己的“相异性”,使作品有了教化的气息。以此为据,她最好的作品依旧是她的摄影作品。“家园”(2008)系列展示了艺术家同她的家人在瑞典参与着典型的国家活动——采摘蘑菇、装点圣诞树、绘制复活节彩蛋——她的泰米尔父亲似乎已经同收养了他的这个国家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和谐;但艺术家却似乎感到含糊,甚至是混淆。融合的真正程度与性质并没有得到解决。
在南非出生,父母是中国人而现驻英国的Anthony Key,同样的追溯其身份不断进化的概念,而他往往是利用中国餐馆所用的材料与包装以达到其目的。他最杰出的作品之一便是受到特别委托的“数字图书”(2011),他在用8,000只筷子所组成的书简上煞费苦心地列出了英国的每一间中餐馆和外卖店。创作过程中几乎形成了一种宗教的气氛,有效地传达了这些企业对于移民社区的重要性。
Navin Rawanchaikul和Simon Fujiwara的展示作品则更具挑战性。其中,泰国的印度裔艺术家Navin展示了三部不寻常的作品来赞扬他在清迈的当地社团。在“那些住在泰国的印度仔”(2008)中,采访了七个同Navin的父母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印度分割之后落户于这个城市的移民,被拼贴在了一起。不管宗教和文化上的差异,每个受访者都肯定了泰国的开放性、合作、以及喜爱之情。这种一致既温馨但却又奇怪的拉开了距离:缺乏任何的不和谐(除了用泰语khaek或“游客” 来形容他们的现状)都是令现代人感到不安的。或许他们被迫移居国外所受到的创伤可能由身份方面的过分尊注而形成的。
Simon Fujiwara的录像装置艺术“艺术家书友会:Hakuruberri Fuin no Monogatari”(2010),更加夸张地颠覆了观众的假设。一位英日作家被一位能言善辩的英界记者采访,有关他对马克·吐温的小说顽童历险记,尤其是它日文版的翻译和改编的复杂历史的仰慕。Fujiwara扮演了这作家的角色,并将耐人寻味的小说历史的瞥见同他所设计的人物生活里的色情花絮混在一起。这种艺术纪录片的风格有着有效的讽刺意义;正如这位记者坚持通过他的被访者的传记和对顽童历险记的仰慕来诠释他作品一样,我们无法找到真正的Fujiwara,并感觉自己也身处在这笑话之中。有时表演的粗糙程度会使它的说服力减弱,但这很有可能也是艺术家游戏的一部分。
尽管它的主题明确,但“纠缠”却给人完全不同的感觉。伴随着持续的全球化,群展只能为文化身份的复杂性提供简要说明。种族或族裔这题目,曾经在这些讨论中很重要,但现在也只是众多的其中之一。在这当中的一些艺术家成为了对于日渐普遍的疏离感的有效先驱者,而另一些人则成为了针对社会对于这种感觉的执着的尖锐评论员。这个展览包含了精心挑选的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但最终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它仅仅只轻轻地触碰到了这多层面话题的表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