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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 BAOSHI, Qu yuan, 1942,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58.2 × 83.7 cm. Image from the collection of Nanjing Museum. Courtesy Cleveland Museum. 

FU BAOSHI, Heavenly Lake and Flying Waterfall, 1961,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105.6 × 60 cm. Image from the collection of Nanjing Museum. Courtesy Cleveland Museum. 

FU BAOSHI, Plucking the Yuan, 1945 hanging scroll, ink and color on paper, 98.2 × 47.8 cm. Image from the collection of Nanjing Museum. Courtesy Cleveland Museum. 

Fu Baoshi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China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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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抱石为中国二十世纪最优秀的艺术家之一,而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巡回展出的“革命年代的中国艺术:傅抱石(1904-1965)”正是对他的一个深远的致敬。展览全面展出了从南京博物馆、东京武藏野艺术大学和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收集的卷轴画、篆刻和扇面。正当现时的中美局势并不轻松,在这期间即使一件高雅的艺术展品也可以为其带来四两拨千金的积极影响。作品的主题从传统风景和人像作品到受毛泽东的诗文影响的颂歌和苏联城市风景画的作品不等,这些都用以记载这位有天赋的艺术家的命运,同时也是抨击处于政治与意识形态动荡时期的传统中国道德和美学的向导。 

傅抱石的一生贯穿了由二十世纪初至中期的世界以及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波折。他的作品显露了一种对环境的敏感和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学究气质与内敛的谦逊;作品也暗示了他生命中的无声的绝望。傅抱石绘画作品上最出名的一方印章上刻着“往往醉后”,即“如往常一样喝醉”,或引用展览图录中的解释“经常在喝醉之后”。 

傅长生于清末在中国江西省出生,其非正式的艺术教育始于十二岁时在瓷器店里。十八岁时他改名为傅抱石,反映出他作为专业石刻工的手腕已经成熟。从1932年至1935年他在东京师从当地教师学习中国美术史和国画技巧,并将日文的中国美术学术著作翻译成中文。 中国学者郭沫若当时在日本作旅居学人,后来与毛泽东有密切联系,成为的一位有影响力的文化人物。或多或少因为郭与傅的关系,傅在东京举办了第一次个人展览。在这一时期,他的绘画作品广泛的采用了中国、日本和西方绘画传统,表现出日本现代主义的影响。展览图录中的四篇论文之一“一脉相承——傅抱石与日本艺术世界”详细描述了傅的绘画发展中这一重要的时期,文章结尾做出一个对南京的明显认同的总结:“日本为傅抱石带来机会和艺术灵感,但不可否认的是傅抱石与其他中国人一样,都遭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摧残。值得嘉许的是即使中日两国存在冲突,傅抱石对艺术以至对日本人民仍然保持自己开放的态度。” 

傅抱石在中日战争(1945-49)晚期,大部分时间在重庆教书、写作,并绘制他最拿手的那种朦胧和忧郁的风景画与中国历史著名人物的肖像画。1943年,郭沫若将傅的两幅作品送给周恩来;这种关系,以及与知名中国艺术家(包括张大千和徐悲鸿)的友谊,给傅抱石带来了无形的政治庇护。直至他1965年去世之前,这些优势为他在五十至六十年代中带来了众多专业上的成就和名人的委托工作。 

1950年,为响应刚刚执政的共产党提倡的“艺术为大众服务”的号召,傅抱石开始在绘画中加入中国解放军军人形象和毛主席的诗文。这个时期,傅抱石最精通的多种传统中国文化如绘画、书法、篆刻和艺术史等表达方式受到文化官员的猛烈抨击;在傅任教的南京大学,这些科目都被挑出授课范围之外。但在1953年,他的作品又重新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接下来的五年他全用在了绘画、展览、写作、教学和以官方艺术家的身份参访东欧国家,将其内在的魅力灌注于描绘罗马尼亚海军节和伊尔库茨克机场的风景画中,而回国后则在家中继续以笔墨绘饰出对于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个人崇拜。 

傅抱石的爱国精神,或为明哲保身而表现出的毕恭毕敬,让他获得了最著名的一次委托:“江山如此多娇”(1959)。1959年中国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在北京新建了十个主要建筑物;其中最知名的就是人民大会堂——中国的议会大楼和国家级宴会与高层会面的场所。傅抱石和另一位艺术家关山月被邀请以毛泽东于1936年所作的诗“雪”为主题合作绘制一幅壁画,将悬挂于主楼梯旁;“雪”写到这一句:“江山如此多娇”,而结尾就自我沉醉地将毛泽东与数为数位中国皇帝作比较。在这展览展出的一幅傅抱石较早的草图,描绘了被雪覆盖的群山渐没于远方,长城的一段、前景的春日景色和渐渐染红的天空。思忖着这一重大的委托创作,傅抱石写道:“今天(相较于1936年)‘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东方红’,阳光照射着祖国。所以必须画出红色的太阳。”很明显这是国家级的奉承,预示了对“太阳崇拜”的狂热,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如出一辙。 

于是,在绘画首稿右上角上面出现了闪耀的红太阳,但周恩来觉得这个太阳太小,跟画面布局不相称,并站在远处打趣说那太阳“像个鸭蛋黄”。 所以傅抱石和关山月便绘制了一个更大的版本(并未在大都会博物馆中展出)——一个长九米宽五点五米、有个更引人注目的红太阳的巨画。这可能被称为傅抱石晚年“红色时期”的开始,在余生中,他继续创作了具有政治主题的优雅风景画和人物肖像画,并继续成为他这时期的代表作,每一件都具有少许个人俗气。 

纽约的展览选址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有些幽闭的中国绘画馆。与傅抱石作品一同展出的还有由Rosenblum收藏的中国士人所爱的精美的奇岩怪石。这难道是为了增加学术严肃性并让展览立基于传统吗?鉴于傅抱石所经历的政治气候,倒不如摆放大跃进时期的纪念物,或首版于1964的红宝书更应景。 

由克利夫兰的策展人Anita Chung编写及策划连同Julia F. Andrews, Tamaki Maeda, Aida Yuen Wong 和沈揆一的供稿,这精美的图录提供了关于傅抱石一生和他在中日艺术界所担当了重要角色的时期的详细资料。然而其中的论文却未及腠理,只浮于官方记载的表面,留待傅抱石的作品为他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独自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