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肃点，否则不行

我第一次有了开色情戏院的打算是在与博物馆馆长们会面的时候。只是我的电影并不是给人类看，而是给植物看的，我打算运用光合作用来刺激它们：放映蜜蜂朝着叶子向花授粉的露骨场面。馆长笑着并同意了这个展览，或者，是我认为他同意。几个月过去了，没有人接电话。最后，我从主管那里接到一封尴尬的邮件，写着“董事会认为你的项目不够严肃”。 

荒谬的东西会让博物馆惶恐不安。尽管各式各样的社会禁忌早已被谈论不休，但艺术机构却不愿与幽默扯上多一点关系。博物馆既决不容许自己显得愚蠢，并坚守其“品味裁决者”之名，所以它们习惯于忌讳艺术表现本质中对幽默的自由运用。 

幽默与古怪不同，或者可以说，就像金毛犬的祖先是野狼一样，古怪是幽默的驯化种，但两者已有很大的差异。若用艺术史的词汇而言，古怪之于幽默，仿如超现实主义之于达达，它只是一种衍生风格，除了它自娱自乐之外，并没什么实质性。特里斯唐·查拉从帽子中抽出文字朗诵一首毫无意义的诗是为了颠覆理性本身，而达利的下雨的出租车则仅仅博人一笑。 

正因为古怪的无害性，所以它们总会在博物馆里找到一个安全的位置。就像David Gilholly一样，他完全依靠塑造漫画青蛙而成名，他的整个事业都建基于它之上。政治卡通这种直接的讽刺也受到了人们的认可，尤其是那些特别早期的，例如早已去世的奥诺雷·杜米埃所绘的十九世纪法国政客人物漫画。 

针对艺术机构，以一个确实颠覆的方式实现其讽刺的目的是极富挑战性的。对待骗子早有宽容的先例，好像Maurizio Cattelan，在1993年他曾经将威尼斯双年展所分配的空间转租给一间广告公司，而1992年，他在邻近意大利图灵的Castello di Rivara里，从分配给他的展览厅的窗户以床单为绳逃脱出去。（若阻挠这种行为，该机构会显得更愚蠢，倒不如容忍它们。这种讽刺的事情是艺术的老把戏。）但Cattelan的花招——包括最近高调的“退休”——不免让人感到不可信，就像杜米埃为政府的报纸绘画卡通人物。若想真正挑战机构的权威性，我渐渐相信，必须与博物馆及画廊彻底绝交。 

Banksy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回到2005年，这个声明狼藉的涂鸦艺术家开始将艺术品偷运到全球各大博物馆。他画了一罐番茄汤——安迪·沃荷尔的标记——并偷偷地挂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接着，他伪造史前岩石画，描绘一个推着购物车的穴居人，并秘密地在大英博物馆内陈列，好几日未被馆内人员发现。作品本身相当幼稚，其引发共鸣之处完全是它的环境。我们一边嘲笑博物馆对藏品的不关心，但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们嘲笑Banksy那轻佻无礼的行为。这些完全出于意料之外的滑稽的冒牌货，打断了一贯以来我们为面对高雅文化艺术所预设的那种严肃的态度，并削弱了观众的愚昧屈从。笑是人们重要的才能，也是平等的人之间的共同语言。Banksy激起了我们的幽默感，为我们的自我意识注入活力。 

尽管如此，至于Banksy的反叛行为，他在博物馆的那些作品皆建立在艺术机构的基础之上。他的幽默或许比Cattelan的更有成效，但同样有许多的回响——随之而来的嘲讽。艺术所具有的幽默并不需要也不应该局限于以博物馆为代价来玩乐，因为艺术仅仅是人类经验的一个片段，而关于艺术的艺术却是微不足道的。因此，Banksy最成功的作品都远离任何艺术机构，而是在气氛紧张的地方，比如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分界线，而且这也是他有可能比毕加索或伦勃朗还有影响力的原因。 

Banksy的例子确实给了我鼓励。我的植物色情片最终被知名的艺术场所邀请展出，包括阿曼得·哈默博物馆，我的目标便开始扩大。我梦想在世界各地的红灯区拍摄光合作用的“淫秽图像”——从曼谷的Soi Cowboy到提华纳的La Coahuila——这些混凝土丛林，若它们有充足的光合作用的引诱，就可以变成茂密的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