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路

随着亚洲的艺术基建日益增长，艺术界的一些专业人士已经在商业机构与非盈利机构之间转变。从技术上来说，这种改变没什么不对。在过去，盈利性画廊与大大小小的机构对于塑造文化方面一同承担了重要的角色。然而在今天，既有趣并具有挑战性的是当民主社会正迅速地被市场资本主义抢去了根据地时，要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组建机构。这是极其危险的发展，尤其对于亚洲来说，因为这里有新的可能和目标去形成世界性重要的艺术团体。

首先，我们要宏观地考虑一下那些我们正在建构的，而并非遵循现有的规则—也就是说，倘若我们有艺术展、画廊和博物馆，便不再需要其它什么了—这是十分误导的。艺术界早已就所谓的替代性空间、非正式组织和由艺术家运作的场地所扮演的角色进行讨论，这些话题今天看来尤其重要。我们应该将独立空间的增多与全球性的“占领运动”和全球的抗议，甚至阿拉伯国家在2010年年末开始的社会革命放在同一背景下，看作对于其它发展模式的一种需求。我们所面对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如果仅仅只有抗议与革命而没有具体议程，那么我们则会陷入一种极其危险的境地，即兴奋过后的大混乱，正如我们所见到中东的情况一样。

就艺术社会来说，我们已尽力地强调特定知识分子所处的岗位的多样性与完整性。举例来说，对于众多的双年展、独立非盈利空间，甚至一些盈利画廊，问题不仅仅在于他们是否完全非盈利或部分商业化，因为尤其在亚洲，这些组织需要面对特定的经济与法律现实。更加重要的是，他们真正实现了什么。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发生在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的事情—许多董事会成员辞职，总馆长Paul Schimmel被撤职—并不只是对于应该采取哪种资金模式的疑问，而是在平民主义时代，到底博物馆在策划些什么。

在亚洲也有着类似的情况，尽管大部分新机构都受到政府当局的支持或鼓励（或容忍），但通常来说，财政资助都来自个人和赞助人。对于旨在推动民族文化的政府机构来说，这是个是新的方向，并且经常依靠来自东亚房地产市场的“热钱”或中西亚国家的能源财富。博物馆展览平民主义的增长趋势是来自新型社会精英的独裁，新寡头统治，他们在今日的影响相比10年之前重要很多。由于大部分资金都来自新一代的金融家与并没有强大文化水平的演艺明星，我们看到这些价值可从新的团体的发展方向反映出来。

人们很可能认为，在洛杉矶县立艺术博物馆发生的事情—Eli Broad承诺赠送他的收藏，而后来反过来接受博物馆的援助监督他自己的博物馆的建筑—是个反常现象，但并不是。最初，我们原以为这是谣传，或许它只是意外，但它也不是。像这样的状况世界各地都有，我们变得麻木并对它们漠不关心。有人甚至开始将其视作为正常或典范欣然接受，因为它迎合了特定有权势的人。

策展人的存在是来自他们能作出知识文化上的批判。策展并不在于组织花哨的活动，而是要在一种创造性的、有活力的、一种政治性的、甚至有可能变得混乱的空间内激发与维护人们的辩论。它是关于尝试将议程实践，关于在秩序中制造变化或阻碍。这种过程亦与和艺术家一同工作有紧密的联系，就是一种策展人所能给予的鼓舞。对于年轻的策展人来说，这却越来越难，因为学生要负担自己的学费。体制促成了一种恐惧文化，因为年轻的策展人在巨大的压力下要获得专业的成功，如此才可以偿还学生贷款。在这种背景下，可以十分讽刺或虚伪地说他们应该去批评主流社会。然而，这种恐惧文化正与我们多年以来所寻求与梦想的恰恰相反。

事实上，艺术界需要的是某种中间的制度，一种在上世纪的政府支配模式和今天的资本主义支配模式之间的制度。如何建构这种新模式与将会它看起来会是什么，这课题非常重要而且需要讨论研究。独立组织可以在此扮演重要的角色。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策略，不仅因为旧模式不再生效，而且传统的革命做法也同样不起作用了。问题是，如何引发独立思考，并且在我们愈发复杂的社会中发展中间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