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数字在近几年来前所未有。人们示威游行,抗议穆罕默德·艾哈迈迪内贾德争议性地再度当选,反对他失败的经济计划和对言论自由的严格限制。在他任职总统的首四年间,一直奉行伊斯兰革命所采取的限制性的文化政策。
在最初,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艺术文化的政策是牢不可摧的,在中小学校的课程中,对于艺术的定义仍旧限于书法、静物绘画与平面设计基础。课本中甚至完全没有“音乐”这个词汇。文化与伊斯兰指导部对所有的展览、大型活动与表演项目保持严格的管制,对裸体、政治言论或其它任何可能引起公众关注的事情表现得极度敏感。
经过80年代的“社会现实主义绘画”时期,随之而来的是逐渐变得抽象的艺术实践与艺术教育。这种形式或许更容易躲避政府的严管,而由于在西方,抽象派艺术被视为是重要的成就,所以或许这也是他们与西方接轨的一种尝试。可是,在接近2000年的时期,视觉表达模式受到了重大的改变。如被浪潮席卷,德黑兰艺术界欣然接受了新的艺术媒介,并且开始反省社会政治话题和日常问题。
这一趋势得到了德黑兰当代艺术馆(MoCA)的支持,在1998-2005年其鼎盛时期,亦是由Alireza Sami Azar担任领导人期间,曾主办许多“新艺术”展览和一些伊朗现代主义回顾展。这项野心勃勃的计划,于2005年以一场展示了它众多19及20世纪西方艺术馆藏的盛大展览作尾声。
这项新方案并未持续下去。随着2004年保守派重新掌权和下一年内贾德的当选,MoCA放缓了计划的推行,并且,许多艺术家决定抵制政府的文化项目。2009年大选之后,这种抵制愈加明显,并在国家报纸上刊登出版联名签署的协议。现在已经再无在职艺术家与体制内的机构合作计划、组织与支持活动。
德黑兰艺术界渐渐以私人画廊为依托。现在的伊朗画廊文化已经非常发达,像比如在Azad 、Aun、Aaran、Etenmad、Khak和Mohsen画廊,每周五晚可见到大量的开幕,包括多媒体群展、行为艺术、偶发艺术与及较传统的媒介。其数量虽多,但质量却参差不齐,因为它们普遍存在一种草率感与自我专注的感觉,同时也缺乏理论支持。
2000年代末,迪拜涌现一个具有活力的艺术市场,这也是德黑兰画廊数目增加的背后的推动力。在并没有强劲的基础建设与体制的支持下,伊朗艺术家的作品在迪拜的拍卖中达到地区性空前的高价格,这些数字霸占了新闻的头条,界定了伊朗当代艺术现状。然而非常明确的是,市场对于异国的料、书法与装饰的渴求,将那些评论社会和政治的艺术家拒之门外。
“异国情调”这个经常在讨论中出现的词汇,开始不仅包含东方主义者的图像,也指任何渲染了当地独特性的作品。有些艺术家在国内没有受到关注,选择扮演受害人旨在以更好的价钱出售他们所谓当地的“异域性”题材。然而不可小觑的是大部分人甚至乐于表现他们的生活经历,比如强制戴头巾,它对日常生活有巨大的影响,也对当地活动有决定性的意义。
德黑兰艺术界尽管具有多元性与丰富性,但在国内外依然未得到足够的理论关注。许多艺术家与学者正在迁往外地,为了寻求更自由的环境与国际化的受众,或是为了建立评论的框架。然而这种向欧洲与北美的迁徙,遭受缺乏集合地和缺少更大的社区意识的考验。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杠杆与支点,我将撬起整个地球。”伊朗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的迁徙或许得到了杠杆,但他们没有支点;当地艺术家有支点却没有杠杆。因此,要撬起德黑兰,还是来日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