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等什么？

在苏哈托下台后的改革时期，最初兴起的艺术主要是具教育性、以社区为基础与自由的。后来，随着职业艺术家与策展人对展览与研究项目的推动，激发出以新的态度面对社会与历史，出现了批判性与概念艺术的繁荣，亦凸显了建立画廊和相关场地等基础建设的需要。

近五年来，印尼的艺术界有着显著的变化，特别是“迈向全球”的潮流与市场力量不断增加的控制力。这些发展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艺术的意义与功能。在今天，似乎我们不能影响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造成一种被动消耗的状态。如果艺术曾经是让我们转换视角，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那么今天的问题是：我们对艺术寄以何种希望？在像印尼这样的国家中，艺术的作用又是什么？我们还需要用艺术来挑战自我吗？

年轻一代的艺术家所接受的训练，与他们试图学习“成功”的艺术家范例，常常使他们进入这种体系，即他们倾向于创作一些可以在商业画廊与艺术交易会中立即出售的作品。相对这种商业化链条，并无独立发展的当代艺术博物馆，因此独立艺术组织希望填补这个缺口。如此，受到市场力量控制的印尼艺术界所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如何确保对非盈利艺术组织的持续支持，这样才会为将来强大并有意义的艺术运动打下坚实的基础。

直到近一段时间，一些艺术组织如Ruangrupa、印尼视觉艺术档案、Cemeti艺舍和Kelola都引来国际资金；然而许多提供资助的外国慈善组织渐渐减少了投入。因此，由不同领域的20多个艺术组织走到一起，建立了印尼艺术联盟（Koalisi Seni Indonesia），旨在建立一个提倡艺术重要性与支持非盈利计划的一个共同体。但是目前政府缺乏文化规划，所以，在Cemeti艺舍的我们、与其他非盈利艺术与另类艺术组织一样，必须依靠私人公司与海外集团购买艺术与筹集资金。

讽刺的是，正当今日的艺术趋于平淡并少煽动性，我们同时也看到来自更广泛地区的观众的关注不断增加。在7月于日惹举办的由艺术家而无画廊参与的ART/JOG12，开幕当晚，超过1,000人在排队等候进场。在印尼，当代艺术是最流行的趋势；年轻人喜爱前在艺术作品前拍照，然后在Facebook上发布。当地年轻收藏家的兴趣也在增加。

然而，鉴于印尼视觉艺术的不断商业化，需要更加强调批判性的讨论。侯瀚如在ArtAsiaPacific第80期中发表的文章“第三条路”中，提出策展人须能够激励艺术家与公众，并申明策展人的责任是制造知识性的文化批评。然而，印尼的策展人还在商业化与另类机构之间以“独立策展人”之名游走。画廊“需要”独立策展人，他们的功能——说得挖苦一些——是经纪人，用以接近受欢迎的艺术家，或者去证实艺术家崭露头角的天份。商业画廊希望策展人带来受买家欢迎的作品。正因陷入这种循环模式，策展人的选择难以避免地由市场操控。此外，正因这种情况，我们所迫切地需要的新一代策展人难以出现。

在过去六年中，Cemeti艺舍已组织了四个关注小组会议，与几代艺术家、策展人和研究者讨论。与年轻的策展人对话，使我们确信之前的忧虑。新晋的艺术家为了急功近利，渴望能够与年长的、著名的策展人合作。这样实际上遏制了年青一代人的独特声音，因为这些见解应该由与年青艺术家同辈的作家、策展人与评论人去表达。这同时也意味着新的策展人并无许多机会去促进自己的实践和与同辈人间的交流。年轻策展人的反馈还包括在策展角度与金钱主导的环境下的需求中找到平衡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宁可延长学业，或者从事教师职业。

艺术正处在危急关头，我们希望可以得到回应，比如任何提案可以做出重大的调整。然而老实说，那些在艺术界不断发声的人都不小于35岁。同时，年轻一代或者转移到舒适地带，或者处于迷茫中，他们不想受到上一代的掣肘，同时也不希望树立要革命的敌人。我们拭目以待什么会打破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