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空间旅行”论坛：建立本地关系网络

在2000年，当我结束一年半的纽约生活回到香港，我发现这里的艺术界非常平静。这也许是我自己的纽约综合症——那种迷惑但或许是被误导的信仰，认为自己活在世界艺术的中心，或者是媒体报道关于向中国移交香港的狂潮的后遗症。我回到了四年前与人共同创建的Para/Site，为一些我在纽约结识的艺术家举办了个展，却发现本地的艺术社群都对它们漠不关心。从那以后，不断拓宽视野，寻找能与自己分享兴趣之人就成了我的自然举动。墨尔本West Space艺术中心的Brett Jones与我曾在Para/Site有过两次合作经验，在与他进行了几番邮件往来后，我发现我们都热衷于将艺术推广开去。“本土”(local) 实际上是指一个“个人”在某特定的地点，那么一个连结不同“本土人士”(locals) 的关系网络，就成为让自己不再孤单的基础方式。多亏互联网，十年前只有大型机构能进行的联络，我们也可以做得到。我们萌芽的关系网络通过朋友间的转荐和参观各种双年展与展览的活动而不断扩大。

在2000年的上海双年展上，我结识了温哥华当代亚洲艺术国际中心( A中心)的Hank Bull与曼谷“304计划”的Gridthiya Gaweewong，后来，一个电子邮件的讨论组渐渐形成。我们没有组织也没有制度的框架，只有一群志趣相投的人，旨在扩展关系网络，和希望日后有机会能合作策划一些项目。在2001年四月，我在奥斯陆一场中国当代艺术展上遇到了艺术家兼策展人邱志杰，和香港非赢利组织录映太奇的成员鲍蔼伦，我们进一步将各自的独立组织介绍给了挪威的观众。虽然记忆会褪色，但你时常清楚记得就一个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交流时的那种兴奋。正是这个时刻推动了我，尝试在香港也进行相似的活动，并期望它能够在广度、长度甚至深度上都有所拓展。

在2001年，我仍然营运着Para/Site，并且为与West Space的合作计划在十二月预留了档期。到六月的时候，West Space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包含超过十多个组织的多方论坛。我仍然记得，是Gridthiya提出了“旅行”的概念，而Brett则想到了“空间”这个词，这就是“空间旅行”这一题目的由来。在Para/Site只有我和一个全职助手梁展峰管理这个项目，而徐文在成立亚洲艺术文献库的百忙之中，给予我额外有关筹募经费与物流支持，录映太奇当时的经理伍颖瑜 则帮助我组织这论坛。那是我在Para/Site唯一一次通宵工作，便是与梁展峰和Para/Site的共同创建者黄志恒一同为那单在复印机复印的展览册进行翻译与平面设计。

“空间旅行”在十二月初开幕，包括在Para/Site的一场文献展览，与在香港视觉艺术中心为期两天的论坛。22场讲演被松散地分为三组：“日常实践/艺术家营运空间的经验”、“文化交流——建立关系网络”，以及“中心与外围”。现在看来，这些安排并非经过深思熟虑，但这种原始的相遇却充满着活力与可能性。虽然项目的资源有限，但我们的确实现了一次国际性的聚会，将希望交流与思考的艺术家与策展人聚集在一起。

表面看来，“空间旅行”似乎是亚洲对于1999年“第一届欧洲艺术家营办空间研讨会” (FESARS)的一次谦恭的回应，但请不要忘记，在90年代末21世纪初，亚洲各城市实际有众多小型的独立艺术家营运组织，它们只是对地区的当代艺术发展作出回应，而非如欧美的机构一般为了在艺术体制以外建立另类的模式。在2002年侯瀚如与Charles Esche策划的光州双年展上，得到香港的录映太奇、新加坡的Plastique Kinetic Worms (PKW)、 曼谷的“304计划”、台北伊通公园和Para/Site本身的参展，就是这观察的证明。这现象持续了几年，直到艺术博览会与亚洲大收藏家在2000年代末的大量涌现为止。

那么，我们的同志们在过去12年中，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只举几个例子：邱志杰，2012年上海双年展的艺术总监，当时代表藏酷新媒体艺术空间。遗憾的是，该艺术空间之后，在北京迅速增多了许多商业画廊的同时结业了。PKW的廖芳炎从新加坡移居沙迦教学之后，PKW也在2008年结束了实体。伊通公园在台北继续运作，但现在是一家独立商业画廊。“304计划”现在只局限于其脸书主页，显示存档的图片，而其建立者们如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也忙于各自的事业发展。但是“304计划”的产物，曼谷实验电影节现在仍然十分活跃。在香港，历史悠久的非赢利组织“艺术家公社”在去年悄然解散，而录映太奇的创办成员鲍蔼伦返回她在那里艺术总监的关键岗位。我呢？在2007年我已经退出Para/Site，但希望它能继续自我更新，保持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