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

2013年2月16日，4,000余人齐聚新加坡演说者之角（Speakers’ Corner）。自2008年起，这块市中心内的小草地就是新加坡国内举行合法游行的唯一场所。这场罕见公众异议的导火索，是新加坡政府出台的一本白皮书，其中表明，至2030年，新加坡人口预计由530万增至690万。考虑到新加坡持续下滑的出生率，这一目标的达成意味着外来劳务移民的大量涌入。

在这种背景下，新加坡想成为亚洲文化网络中心的野心从未如此昭然。新加坡的经济逻辑认为，维持境外资本的涌入高于一切。事实上，人们可以从决定其移民政策的这一经济逻辑中推断出新加坡在过去十年中的文化政策。文化对于新加坡，简而言之，在于点缀其“亚洲门户”的预设形象。如果说，就商业合作而言，新加坡是政治气候不确定的亚洲中一个可利用资源的安全之地，那么，对于收藏者来说，它则是一个提供经过净化与消毒的文化样本的培养皿。

体现这一文化特性的最突出实例，就是始于2011年的国际艺术博览会“艺术登陆新加坡”。最近一届的博览会，更提出了“我们即亚洲”这种厚脸皮的标语。在它众多的新型元素中，印尼馆汇聚了印度尼西亚著名与后起艺术家们的作品，打造了一场近乎立体实景的艺术展览，使人们不用造访当地即可舒适地欣赏“千岛之国”的风光 。

无独有偶，由新加坡美术馆接力承办的第四届新加坡双年展也调整了展览会的焦点,专门着眼于东南亚艺术，与前几届展览的国际化阵容明显不同。此次双年展将鲜明的区域主义色彩带到当代策展实践中，它会如何处理这一隐患，仍需拭目以待。更令人担忧的是，这次展览可能仅以重复亚洲标识这种陈词滥调——衍生于1993年亚太当代艺术三年展和1999年福冈亚洲艺术三年展中“亚太”模式——而告终。

当然，无论是在新加坡还是其他地方，将文化政策作为推进新自由资本主义议程的工具都不罕见。事实上，新加坡于2000年首次展开的文艺复兴城市计划（RCP）的总体规划明确了这一关系，强调通过打造城市的“文化创新氛围”，吸引富裕和具创意的专业人士。这一总体规划的实施时间与理查德·佛罗里达的“创意阶层”理论受到青睐的时间大体相同也绝非偶然。与以往不同的是新加坡与其他城市竞争亚洲文化之都 。RCP的最初版本将新加坡与香港、墨尔本和格拉斯哥进行比较；而2008年出台的最新版本，则仅仅参考香港、首尔、北京、阿布扎比等亚洲城市。

在艺术界，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不断推动新加坡成为亚洲艺术消费中心，会导致文化领域的严重不平衡发展。一个胆敢自称为“文艺复兴之城”的国家竟然没有开设艺术史本科课程，而唯一由拉萨尔艺术学院开设的研究生课程，其内容却仅限于亚洲艺术史，这似乎让人难以想象。相反地，许多高等院校却都设有艺术管理专业的文凭和学位课程。如此来看，新加坡国内对艺术的批判分析如此贫瘠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这其中尚有谨慎乐观的空间。例如，2009年创设的艺术创作基金完全致力于资助创意过程，标志着决策者们认识到投资过程的重要性，不再单纯地针对国际市场大规模炮制商品化的形象。此外，位于吉尔曼军营艺术区、新近成立的当代艺术中心（CCA）意在打造一个推广当代艺术研究、教育与学术讨论的中心，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

但是，在这两个议案中，亚洲依旧是艺术创作和讨论的中心。尽管急需激发亚洲艺术领域更多的批判性讨论，令人担心的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特权支配的环境下，亚洲这一主题可能被用于规定言论的界限，以期证实而非质疑既存的生产与消费模式。或许，唯一的可行方案就是持续地使讨论议题偏离主题，这样一来，任何关于亚洲的既定概念均会受到质疑，而这种质疑对于任何机构来说，都太复杂、太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