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zem得救了，但当他20多岁时，他在一次周末捕鱼出游中再一次落海。他形容那种迷失方向的感觉，他极渴望有一张地图，可以用来协调或在无名的浪涛中确定自己的位置。“我不想再迷失了，”现在已经44岁的艺术家说道。自从1990年代末，他对他在空间中的活动，写下了痛苦又密集的记录。他微微低头笑道：“我希望没有第三次了。”

被电脑线与电线的网络所围绕，Kazem正处于他位于Al-Quoz的画廊与工作室，Al-Quoz工业区在迪拜拥有众多另类艺术项目，位于高楼林立、精心修整的迪拜市中心之外，而Kazem在人生中也目睹了迪拜市中心的形成。一个从市中心乘出租车而来的乘客很可能会在此迷路，超级公路上的柏油刚刚铺好，甚至出租车司机也是新来的移民。

但迷失并非没有意念性的利益或创意的价值，Kazem也可能会认同这点。实际上，这一主题——即放松自己融入环境，正是他持续作品系列“方向” (1999– )的主旨，也是指导着他代表阿联酋参加即将开幕的威尼斯双年展的项目的概念。

将数码技术与艺术相结合，“方向”与参加双年展的项目都采用了GPS定位系统来记录和绘制地理空间。在2000-01版“方向”的作品中，四个坐标的金属模代表了阿联酋未开发的土地，每个容器都填满了对应地点的红色和白色沙砾。2006年的版本中，鲜明的铝制数字布满墙上，像树冠的枝叶一般相互重叠，而一束柔和的蓝光引诱地亮起精确的数字与度数。而在另一个版本(2002–05)中，艺术家将标记了当地坐标的厚木板置于波动的海水之上。

在他的画廊中，有着严肃的黑眼睛和精心修短的胡须的Kazem正注视着手提电脑屏幕上一片像素化的天空和翻卷的水波。这段录像激发起漂泊无依的感觉，它也将作为他的装置的一部分在威尼斯首次参展。在他身边，两位来自开普敦的年轻电影剪接员，留着潮流的发型和纹身，正处理着录像画面，调整水平线和在天空里加上云彩。Kazem对这些剪辑很满意，他站起身，赞赏地拍着他们的肩膊，建议他们应避免让观众觉得眩晕。

从后房的一个白色档案柜里，Kazem取出由薄纱纸包裹的旧画作和几叠泛黄的关于他朋友以前展览的剪报，充满喜爱地翻着已经褪色的报页，仿佛在分享家庭相册。Kazem记得他遇到阿联酋当代艺术之父Hassan Sharif的时候只有14岁。Hassan Sharif曾在英国学习战后艺术，学成归来后在沙迦建立了阿联酋美术协会。他的影响非常深远，不仅是对于Kazem，而至对整代年轻的阿联酋艺术家。在Sharif将主要艺术史文本翻译成阿拉伯语之前，据Kazem回忆：“在阿联酋，不仅艺术界与观众之间，甚至艺术家之间，都存在着鸿沟。”现在，这两位师生几乎每天都会见面，Kazem也经常在谈话中提到Sharif。

在美术协会中，年轻的Kazem加入了一个茁壮成长的群体，同Ebtisam Abdul Aziz、诗人Ahmed Rashid Thani和Adel Khozam等年纪相约的朋友一同学习。“你并非只是个天生的艺术家，”他说。在1980年代中期，当他还是位学画的青年，他会通过临摹塞尚和德加的作品解决美学问题。毕业之后，他白天在军队管理一个贮藏室，为看管军需储备来回巡逻。此时他意识到，自己有“在任何地点进行艺术创作的自由。”所有的材料——从搁板、墙壁挂钩到浴室水盆，只要能表现“所在之处”的物体，对这个艺术家而言都变得触手可及。他解释说：“我一直在回应自己所处的环境。”

当他的国家开始规划土地，建造巨大的交通网络和城市基础设施时，Kazem也开始记录自己的主观体验。在他的一件早期作品“自传1”（1997）中，艺术家测量了家用器具的长宽，根据童年记忆创造出扭曲的建筑模型。“通过不精确性，”他写道，“我想达到另外的一个境界，使我能够与我的物体并存。”他的“舌头” （1996）摄影系列也表现了这一尝试。通过将舌头粘在家用物品上（如水瓶、烟斗），Kazem取得了身体与外部世界连接的荒诞效果。一年之后，Kazem开始创作“照片与旗帜”(1997–2003)系列，他站在孤独的梅沙沙漠中，背对镜头，身边树立空白的旗帜，标志着未来可能的城市发展地点。

“在我的作品中，我的存在十分重要。”Kazem非常坦然地说。但这不意味着他的艺术是唯我论或反映自我。相反，Kazem被记录的身体或追踪的坐标已经超越了物理或现实的限制，使他在世界各处都如同身处故乡——无论是在我们生活中的陈腐、量产物品中，还是未来主义的阿联酋沙漠城市，或是漂荡在寂寥的蓝色波斯海湾里。

Kazem继续编辑影像，将天空调亮以达到自然般的透明。虽然他目前的项目使他回归大海，Kazem作为一个成熟的艺术家，却再也不会在那里感到迷失。“我想测量岸边看到的微小波浪……我想用海浪来衡量自己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