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着共同的空气

在一次联合轰炸袭击中，时年15岁的日本摄影家东松照明 (Shomei Tomatsu) 躺在床上，听着B-29轰炸机从头上呼啸而过，将他的镜子倾斜过来以便看到飞机的尾迹。这位曾自称拥有一双“臭名昭著的贪婪”眼睛的摄影师，用一种病态的膜拜欣赏着这场“光的盛宴”。在战争末期，东松感受到一种对美国人憎恨与着迷交织的情感。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他记录着各地（包括在他的家乡名古屋）驻扎的美军基地周围涌现的低级小酒吧、典当行或纪念品店，这种情感始终萦绕不去。

虽然对于东松来说，“被爆者”（hibakusha, 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这一主题现在看起来已经十分平常，在1961年，作为一个年轻的摄影师，身负日本反原子弹氢弹委员会的委任，他却对1945年8月9日在长崎的爆炸几乎一无所知。部分由于占领者与被占领当局的勾结，核爆幸存者的生活被隔绝在公众视野外。美方直到1952年才停止审查广岛和长崎的照片，而幸存者亦多年得不到政府援助，也被亲人所孤立，因为他们身上的灼伤和慢性疾病被认为是可耻的。

对于日本人来说，封闭“被爆者”只是他们抛弃关于那场延续15年的灾难性战争及其可怕结果的记忆的广泛行动的一部分。东松回忆起童年时代，大人们变脸似的态度——从战后谈判中把美国妖魔化，到讨论两国的合作－－这甚至比日本战败投降更令人震撼。在长崎，他发现核爆炸的废墟已被新建筑物掩盖，但它依旧存在于“被爆者”的心里；而对所有关心他们的人们来说，他们的伤痕仍在残留着。在他著名的1961年为片冈津代 (Tsuyo Kataoka) 拍摄的特写照里，观者被迫直面她脸上的伤疤。当核弹落下时，她才24岁，風华正茂。片冈充满矛盾的表情流露着丝丝恐惧或猜疑，虽然不清楚这些情感是针对日本公众、美国人或是摄影者，但每一个观者都最终从她的凝视中有所领悟。

每年的八月，东松都会回到长崎拍摄“被爆者”，最终在1998年定居于那里。他习惯向他的拍摄对象邮寄或送递一帧照片，这可能引起另一次会面或交谈，从而加深摄影师和拍摄对象间的联系。东松与现实主义摄影家土门拳 (Ken Domon) 一起发表了重要的作品图集《广岛长崎记录1961》，但与土门拍摄幸存者在广岛接受手术的原始残酷的影像不同，东松更倾向安静而带启示性的场景，表现核爆幸存者如何在受到伤害后追求有尊严的生活。他作品的力量源自他绝对的理解：每一次按下相机快门，都是对深度隐私和孤独体验的巨大侵犯。

东松拍摄“被爆者”的许多照片看上去都是在他们家中取景，令人感觉似乎是无意中闯入了一个私密的时空。一个老人在床边弯下腰去，似乎在穿鞋或是从地板上捡起什么东西，他裸露的后背带着疤痕。在另一张黑白照片中，一个女人靠着襖（fusuma, 日式趟门）的一端，其空隙恰好让我们看到她身体的侧面，她胳膊上的疤痕和肤色不均，与扇门上被撕破脱落的和纸相互映衬。为了强调爆炸如何继续影响下一代，东松拍摄了一张年轻女孩在日影斑驳的树下摘果子的照片。这是一片柔和的田园景象，除了一个小小的细节：被阴影遮蔽下的女孩，她的左眼是閉合的。

这些照片都不要求观者的同情，也拒绝任何使之简化的意图，这样可免幸存者的经历被简单地解释及淡化。东松关于核爆幸存者的照片始终关注他们独立的人性，而从未将他们仅仅看做受害或痛苦的一个象征。可是美国士兵在他的镜头里从没得到宽恕，他们将永远是侵略的象征。

东松在2012年12月14日于冲绳那霸去世，而日本就失去了一位最杰出和最敏锐的视觉历史学者。到他过世之时，这位82岁的摄影家已经与他的一些拍摄对象结成了一生的友谊。“你知道，我们可以说是呼吸着共同的空气，”当东松谈到幸存者时，他这样说道：“我不是一个‘被爆者’，所以我不能百分之百地理解他们的情感。我能做的就是在人生的旅程上陪伴他们，我是说与他们并肩而行……在我们的时代中。”山口仙二 (Senji Yamaguchi) 是东松1962年起就开始拍摄的对象，在这位幸存者1998年的一张照片里，他正从一艘船中探出身子来，像个孩子般抓着窗棂，望着不知名的远方。窗棂的左侧，水天相接，一片茫茫之光，部分地平线在视野中隐去。照片仿佛在说，未来虽未可知，至少在当下，在这艘船上，我们正一起漂向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