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ikh于1937年出生在印巴分治前古吉拉特邦的一个穆斯林家庭,1960年代在瓦多达拉(前名巴罗达)的萨亚基劳王公大学取得了绘画硕士学位,后来又到伦敦的皇家艺术学院继续学习。如今,他在母校担任绘画教授,又周游世界进行教学,并以其诗歌和散文为古吉拉特语读者所熟知。因此,我很好奇,在这个追求特殊性的世界里,他如何为自己多面的艺术实践正名。“我不需要解释,因为它就是组成我的东西,”他笑道,“这不是一方优于另一方的问题,也不是要将两者看成对立。它们某程度上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生活方式。”
Sheikh的语气带着权威,却又因他对艺术与生活的普世大问题热情的探索而变得亲切。就他实践的发展而言,他常常强调自己成长环境的多元性,正如2011年他在昌迪加尔国家美术院发表演讲时所说,“‘现实’的意义大于世俗世界。”
他的画作体现了一种融合:他借鉴了不同的绘画传统,尤其是锡耶纳与莫卧儿艺术,还有个人摄影和快速增长的大众传媒中的影像等。Sheikh最近甚至使用数码扫描、打印和拼贴的图像,尽管来源多样,他的作品始终无视时间和空间的线性发展,而倾向将不可思议或传奇的人物与对个人或社会具有重要性的事件交织在一起,如2002年的古吉拉特邦起义。Sheikh也开始从他的早期作品中引用素材,事实很明显,他通过媒体对图像进行的转化创造了一个空间,而被挪用的图像在其中无可避免地进行转变,并创造出新的叙述方式。
其重要的画作《离家许久后的归来》(1969–73),是Sheikh在1969年从伦敦回到印度之后开始创作的作品。当谈到这幅作品时,他解释道:“这并不是不借鉴其他的事物……这个过程不是完全有意为之,也并非都是下意识去做的。工作总有不同的阶段,一张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一个时段里;当中又不只用一种方式绘画。由于时间改变,你也改变,然后世界随之而变,你再做出决定。”他的终稿包括莫卧儿的基本图案、收藏在大英图书馆里的波斯绘画中先知穆罕默德骑马的图像、几个天使人物与令人联想到14世纪锡耶纳绘画的尖角状排列的房屋,以及根据画家母亲的一张黑白照片重绘的风格图。在2008年Sheikh谈到引用是如何能将历史个性化,并同时将个人的故事扩展到普遍的主题上去。“(它)推翻了现实与想象,前与后……自传的世俗世界转化为更广大的传记作品,其他人也可阅读的。”
虽然Sheikh自认为是个画家,但特别从1990年代中期起,他就开始探索能传达多种意象与叙述的形式,包括一系列绘制的手风琴书籍。他在第一部“旅程之书”(1996–2007)上断断续续花了十年,结合了从大众传媒借用的影像,如印度在博克兰的核试验的图像,与意大利式的风景和他的家乡巴罗达的日常景象融合。他将这作品称为个人历史和“重构记忆”的行为,意在反映他生活的时代。在这里,引用和挪用就仿佛取得目前的所有权,或是自我认同的方式。
Sheikh在继续探索不同表现形式期间,在新德里工艺博物馆偶然看到了一个“卡瓦德”,即拉贾斯坦邦的说书人巡回演出时所用的移动木祭坛。它有着可以折叠的组合门,上面一般画上族谱和传奇故事,两者都记录和复苏赞助者的身份认同感。起初,Sheikh采用了较小的传统样式,这样可以简便地使用,而不是单纯地将其陈列。作品“卡瓦德: 旅程”(2002–04) 是对移民和离散的反思, 大约40厘米高,门扇上画着被各色帆船围绕的麦卡托投影地图,而把这门扇打开,就会出现其他明显是神话里的土地和动物,还有伊斯兰传说中的人物。
Sheikh在一次谈到Kabir,一位15世纪因宣称神灵存在日常生活而非苦修仪式里而饱受争议的神秘诗人(他也是Sheikh最喜爱的主题之一),他说:“(祭坛的形式)实际上在探寻另一种意义,目的是要将神圣感从有组织的宗教活动中取出,再重置到世俗生活里去。”
而“卡瓦德:移动的神坛:家”(2008)是Sheikh迄今为止最具雄心的作品,他与团队一同建造和绘制一个超过两米高、观者可以从中走过的“卡瓦德”。它的门扇各面甚至天花板上都绘有差不多真人大小的修行者,包括圣人、民间人物、Kabir, 甚至甘地的画像,他们挣脱了时空与文化的分隔坐在一起。为了选取绘画对象,Sheikh在他的图书馆里翻阅群书,有时还需要将细小尺寸的原图放大,再通过油画与建筑空间将其实质化,带到观众面前。其中一幅门扇也重现了“离家许久后的归来”的缩图。
当被问到在当代艺术领域中,他如何看待自己近来的装置风格作品,或他更广泛的实践时,Sheikh说:“我认为,我与它的这种联系是一种对历史的参与。我没有利用传统艺术……我利用的是历史的那一部分。如今,很多艺术家都在利用历史——无论是他本人的历史,还是过去的一切。在这个意义上,关于现在发生的一切我们都并非置身事外。那么,你如何利用那个历史?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这依然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我想制作一个与我们的时代有特定联系的‘卡瓦德’。”这一视角就好像万花筒,包涵了本地、世界和个人的范畴,不仅提及了复杂的现在,也谈到了人类文化作为曾经活过的历史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