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拜

在迪拜，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与中东其他既严苛又疲于争斗的国家相比，更是如此。中东昔日的名门贵族——开罗、德黑兰、贝鲁特——可能反对迪拜以“文化地标”自居，正如西方亦不屑地认为它既草率又华而不实。没错，迪拜刚刚起步，不耐烦地冲冲撞撞。其艺术基础建设项目在仅仅几年内迅速出现，并将在这酋长国迎接2020年世界博览会前加速冲刺。2004年，这里的画廊还零零散散，屈指可数，而现今城区即将拥有由政府支持的“文化区”，其中包括艺术空间、一个现代艺术博物馆和一个歌剧院。现今与Alserkal大道画廊“区”，在明年内其范围将扩大一倍。老一辈认为，当地的艺术圈早在轰轰烈烈地艺术专区建成之前便已经充满活力，但是大多数人的心中还存有疑问：迪拜达到水平了吗？

不像邻近的阿布达比——未来的古根海姆和卢浮宫分馆所在地——迪拜并没有一个自上而下、政府资助的策略发展文化。迪拜艺术圈的根基是商业性质的： 画廊圈不断扩张，原因一方面是收藏家的数量增多，另一方面是因着年度的迪拜艺术博览会，现在已来到第八个年头。若以生态系统来说，迪拜尤其不平衡；其商业的繁盛掩盖了机构的缺乏、落后的艺术教育基建、及对培养严肃评论的怯懦：糟透的“展览情报”式的文化报道遍布于当地的出版物中 。

然而改变正酝酿着。Tashkeel是唯一提供艺术家进驻计划和工作室空间的非盈利机构，因其创意社区中心的角色正日渐变得重要。2013年启动的“迪拜艺博会校园”(Campus Art Dubai)，是驻阿联酋工作的艺术家、作家和策展者为期六月的另类“学校”，作为迪拜艺术博览会的教育项目之一。参加者每月聚会两次，他们与导师一同创作项目，并制作联合出版刊物，将于2014年迪拜艺术博览会上面市。中东其他地方愈加激烈的地理政治混乱状态亦驱使艺术家和画廊东主——尤其显著的是来自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和巴基斯坦的——前往迪拜。在这里，他们发现一个比故乡更开明的表达途径，这也意味着在迪拜，可以展示的题材范围正被缓慢地扩大。

那么，是不是迪拜——这个统治者的肖像无处不在，且实行伊斯兰教法的独裁政治体系——变得更宽容了？当西方评论在艺术博览会上和画廊里发现比如关于阿拉伯之春的作品销声匿迹时，他们匆匆归咎于审查制度，认为这是要封住变革的诉求。当然，审查制度确实存在。只需看看这些相同的评论员所参与、在当地发行的国际出版书刊，较低俗的图片被坚定不移的审查以黑色的记号遮盖。然而涉及政治的作品也能在迪拜展出，只不过它们更加微妙，煽动性较低。举例来说，2013年在灰噪(Grey Noise)画廊展出Ingrid Hora的作品《亲爱的领袖》，带出了群众中的个人议题，这可以轻易的被理解为对迪拜独有的社会控制的评论。最终，宽容，其实在灯火阑珊处：虽然受过审查的作品会不时出现，但在监管以内依然会有大量振聋发聩的作品。

在预期之中的是，活动有着明显的季节性。迪拜艺术博览会在三月举行，这时艺术周——一个联合博览会和政府机构“迪拜文化”的综合活动——也将同期举行，SIKKA亦如此，它也是为新兴本土艺术家举办的同步博览会；“全球艺术论坛”是一系列现场讲座；另外还有访问计划，比如2013年的一系列巡回展览“移动的博物馆”。年中的其余时间只有各个画廊定期的开幕酒会。担心怎样为当代艺术吸纳观众的当地观察员，抱怨着转瞬即逝的旅客只能提供很少的支持。然而，迪拜艺术博览会在10月将广受欢迎的“迪拜艺博会校园”进会门栏降低，也全年不断举办讲座、影片放映及讨论等活动。

12月，在迪拜赢得2020年世界博览会的举办权不久后，主要干道Sheikh Zayed路上竖起一个庆祝广告牌，冲口而出：“那些曾认为胜出并不是一切的人，并不真正了解迪拜。”这声明正如迪拜自身一样分裂：引起别人注意时，又有几分畏缩，就像出席严肃的家族礼仪的难以控制的少年一样。酋长国的艺术圈还未经历欢腾喧闹的2020年的洗礼，仍被迪拜世界观核心中的极重市场焦点所鼓舞。比邻庄重睿智的文化女神沙迦，和盛气凌人、狂热地收购名牌将驱动其文化化零为整的阿布达比，夹在中间的迪拜以一个充满能量但笨手笨脚的少年的形象示人，虽曾走过了不少关键的里程碑，它依然跌跌撞撞地走在迈向成熟之路，并且迫切地期盼着最终受到被人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