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资优”教育

1989年，新加坡一所顶尖高中的艺术教师Neville Ellis博士在《校园艺术》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天赋能否展露？”。文章解释了新加坡的艺术选修项目(AEP)是怎样的建立、改善以及在少数名列前茅的中学内执行。此项目于1984年由教育部开创，旨在为少数学生提供一个富足的环境以施展其创意天赋并发展其艺术视野。

从这篇文章中，人们可以窥见对这项目所作出的谨慎规划和相当的资源投入，而鉴于一直推动新加坡发展的心思算尽与功利主义的特质，这无疑预期着积极的“投资回报”——这术语越来越多地在商业和政府领域中使用。虽然Ellis博士并未就文章题目的问题直接道出答案，人们可从中推测出他对具这样规模和细节的尝试的预期成果抱有绝对的疑问，甚至是一丝讽刺。

近年来，新加坡政府通过其各个部门和委员会持续大力发展视觉艺术教育。在引入AEP的二十四年后，新加坡创立了第一所开设专门预科艺术课程的中学：新加坡艺术学院（SOTA）。学院那令人印象深刻的多层大楼，坐落在乌节路附近一个极优的地点，距新加坡国立博物馆和新加坡艺术馆仅几步之遥。作为一所专门的艺术学校——这里的“艺术”包括音乐、舞蹈、戏剧和视觉艺术——SOTA自称其目标是“通过艺术教育塑造并影响社会，”并提供一个“特意以艺术定位的活跃学习氛围，鼓励实验、表达及发现，培育以创意贡献社会的艺术人才和领袖。”

在高等教育层面上，于2007年搬迁到现址的拉萨尔艺术学院有着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可观的财政支持，还有其长久以来的伙伴南洋艺术学院，两者均在市中心的艺术区举行各式各样的艺术活动。仅过去一年，在南洋理工大学的支持下，当代艺术中心在吉尔曼军营艺术区成立，也就是众多国际画廊的所在地。由政府投资与规划的艺术教育的规模必然瞩目，然而其关注点仿佛是将艺术作为经济手段投资，而非为了艺术本身的发展。相比早前在2000年和2002年分别提出的“复兴之城”或“重塑新加坡”的政治“目标”，如今要将新加坡打造为国际艺术中心的意图看来更加明显。

来自AEP学校、初中和SOTA的学生在考试与毕业展览中确实都有着优秀的成绩。但谈到大学所修读之学科选择时，这些资优生似乎大部分都将目光投放在那些更能获利的专业上而非艺术。著名的艺术史家TK Sabapathy在回应新加坡作为艺术中心的表现如何时评价道，现今新加坡主要是个艺术产品的转运地，而未能成为一个活跃并可持续地创作这些产品的地方。他归咎于在新加坡，创作艺术的环境仍未被充分地开发。他特别建议说，艺术家或者说是“个人”的角色，仍未得到充分赏识：“我不那么确定‘个人’这词被充分地尊重或受到礼貌对待；它仍然是一个警示的用语。”换言之，新加坡社会依然被高度规管，个人思考的空间仍然被紧密地监管，或者再次以Sabapathy先生的话来说，是“未被充分地释放出来。”

我在海外工作和居住了30多年，艺术家所需的自由，对我来说差不多是理所当然的事，才可以参与重大的研究及实验，尤其是探索新方式来挑战既有的视觉艺术实践模式。自2003年回到新加坡后，我看到政府实施的文化、社会及政治压力，以确保个人服从保守与安全的规范。因此，艺术家需要极为小心，如此最终将会扼杀批判性与具创意的思考意愿。

在1950年代那个不过十来岁的我，若然当时已有像AEP或SOTA这样的学校，毫无疑问我也不会被认为是个足够有“资优”的人可以就读。然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也十分幸运，能够在新加坡社会更加宽容及更关注社区福利的时期成长。那时候，个人需要有着奋斗的精神去追求梦想与实现目标，也有犯错的余地。最重要的是，那时人们仍然充满梦想与理想。

然而，在今日新加坡的社会政治环境下，“资优”者选择有物质安逸保证的领域中“绽放”。即使是那些为成为当代艺术家做足准备的人们，依然认为在一个回报不仅以金钱去量度的地方发展事业，也许会更有助益。或许，除了Ellis博士的问题“天赋能否展露”之外，我们也应该多加提出两个问题：现今的教育方式是否真正为那些注定成为未来的艺术家所设计？若是，我们如何鼓励这些人能够在新加坡而非在别处施展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