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有时可以是一件顽皮和异想天开的事情。第19届悉尼双年展由墨尔本的澳大利亚当代艺术中心艺术总监朱莉安娜･恩伯格（Juliana Engberg）策展，名为“创你所欲”，其中，欲望便以好奇心、荒唐和任性的方式呈现。就像在伊弗林·沃（Evelyn Waugh）的《重返布莱兹海德庄园》（1945）中，查尔斯·理德（Charles Ryder）的那堵“墙壁上的矮门”一样，双年展相当于被城市场馆和工业环境所围成的“世外花园”。

在双年展里似乎最引人注目的作品都是如此：如Christine Streuli的《渐渐_真实》（2014），作者就展厅的样貌在内部造了一个相同的空间，在距离原本的墙壁几英尺的硬纸板墙上精准地复制了门、窗、出口标志和磨蚀了的砖块。观众可以从这个奇特的装置与原有的展厅之间的狭窄通道中穿过——真实与巧计之间的狭长边际。另一件突出的作品是Eva Koch的《我就是河》（2012），作品高十二米，是一部关于瀑布的垂直的录像，位于双年展主展场鹦鹉岛的一个废弃的涡轮大厅里。这件作品使空间中充满光、动感和声音，在深不见底的静止中奔腾出汹涌的能量。

在附近，一个中世纪丹麦村庄在现实中重现，就像一座古怪的霍比特人大小的建筑群。这是艺术家Randi和Katrine创作的《村庄》（2014），它让人们想起差不多被遗忘的童话世界里那些惊悚的房屋和可以说话的物件。若不是在涡轮大厅这样的环境，《村庄》并不会有如此令人信服的力量：它处于一片废弃的机械和生锈的设备中，这装置似乎在诉说童年幻想中的不安全感，如今人们敌不过数码娱乐的巧语，这种感受已被诱使而悄然萎缩。来到另一处，在澳大利亚当代艺术馆中，皮皮洛蒂·瑞斯特（Pipilotti Rist）的浸入式录像《仁慈花园回归皮肤》（Mercy Garden Retour Skin）（2014）迷惑与蒙骗了人们的感觉和身体。在一间黑暗的房间内，观者将日常的世界抛诸脑后，沉浸在地上圆鼓鼓的靠垫里，被博物馆的多堵墙壁上播放的水中片段重重包围，伴着的还有克里斯·艾塞克（Chris Isaak）舒适动听的旋律。

让今年的双年展蒙上阴影的是围绕在贝尔格诺-内提斯（Belgiorno-Nettis）家族与Transfield介入双年展的争议。为了抗议双年展与Transfield——营运着在澳大利亚近岸囚禁寻求庇护者的拘留中心——的合作关系，十位艺术家在三月开幕前一个月退出展览。在卢卡·贝尔格诺-内提斯卸任公司主席后，八位艺术家重新参展。这场风波确实遗憾地凸显出恩伯格对双年展缺乏远见。差不多同一时间，位于马努斯岛的拘留中心爆发骚乱，导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这种情况的发生，一个鼓吹的趣味性、巨大的瀑布，还有中世纪村庄的双年展，看起来与现实并不相关，反而更有欠考虑。

那些有着传奇色彩的作品，淹没了那些应受到关注的小型、牵涉政治的作品，包括Libia Castro和Ólafur Ólafsson的《Bosbolobosboco #6（出发-中转-到达）》（2014），作品是在一个奇怪形状物体上放置难民的采访录音，观者可以坐在其中聆听。它的外形模拟一只水螅突变体或者是外星植物，这奇形怪状彻底不协调的物体就成了其内在或自身的政治宣言，通过视觉的不一致表达意见的分歧。（Castro和Ólafsson属于最初退展而后来复展的艺术家）。其它具有深刻意义的作品还有《这是在我们从视线中消失之前》（2014），是Sonia Leber和David Chesworth以超过100种声音创作的语音片段组合，内容探索了拘留和监禁的历史；还有Michael Cook的“多数决定”（2014），作品是一个黑白摄影系列，照片中反复出现着一位澳大利亚土著的形象，暗示了澳大利亚本土社会受到当代议题的折磨。

或许，在Nathan Coley其中一件以文字为本的特定场域装置作品最直接的体现了“欲望”这传统主题。作品被端放在鹦鹉岛的东坪边缘，凝望着布满斑驳日光的巴拉玛打河，它是一个孤独的标志，上面写道：“创你所愿。”确实，正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