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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rait of Ei Arakawa. Photo by Kenji Takahashi. Courtesy Taka Ishii Gallery, Tokyo. 

太平洋周边

荒川医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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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很容易误以为荒川医(Ei Arakawa)是“日本艺术家”。例如,在他的作品《See Weeds》(2011)中,表演者手持固定在可移动画框上的日本“具体(Gutai)”画派的典型作品,与音乐一同走动,看起来就像在“跳舞”一样。所附的解说讲述了艺术家通过档案研究发现“具体”成员与上一代艺术家之间的冲突。这件作品揭开“具体”这个群体的神秘面纱,并重新组织使日后能够有更好的讨论。《See Weeds》不仅介入日本艺术史的对话,并通过将绘画作为可移动的物体,重新改变位置,从而提出了关于绘画本体论的问题。

在荒川多元的行为作品中,他运用民族与文化身分的比喻,却不受限于二者自身的语境。 荒川自己便是一个模糊了地理与国家身份的跨国象征——这不仅由于他的作品或图像随处可见,包括2013年威尼斯双年展的乔治亚馆,还有去年在东京森美术馆举办的三年一次的日本当代艺术展“六本木交叉点(Roppongi Crossing)”。他不断游走于世界各地,在多不胜数的地方表演,并通过合作和生产周边产品的方式成倍增加出现频率。这种“无所不在但任何地方都不在”的情况表明他的感受:表演性的、忙碌的、并有些模糊不清。

最近,他与驻纽约艺术家Carissa Rodriguez为筹备2014年惠特尼双年展合作的项目,将我们从曼哈顿岛带离至夏威夷群岛。装置作品《夏威夷存在》(Hawaiian Presence)(2014)被吊挂在特制支架上,由3个硕大的可以穿戴的帽子组成,帽子呈考艾岛(Kauai)、夏威夷(又名“大岛”)和曼哈顿岛的形状,每顶帽子可供2至3人同时佩戴。另外,这里还有两个玻璃陈列橱窗,其一放置着一个时钟,另一内置时钟的外盒,还有两幅由火山盐制成的绘画,让人联想到夏威夷的海滩的质感。这作品里,艺术家将群岛设想成布满地理政治叙述与美感的交汇,并被一系列民族与文化的变体所塑造。他们的作品成为一个舞台,而这个奇异的剧场开始扭转这些岛屿“乌托邦”般的刻板印象。在展览的某些时刻,荒川坐在画廊里的凳子上,身穿印有花朵图案的普拉达服装(来自2014年的“险恶天堂”系列),等待参观者。然后,人们举起苹果和三星手机、平板电脑或数码相机。奇怪的是,无论是参观者、荒川的朋友,抑或是博物馆工作人员,仿佛总有人会拍下这决定性的一刻——作为来自幻想之地的纪念品,或为了满足自我,或只为在社交媒体中分享。

当我问起《夏威夷存在》时,荒川以异常惊人的坦率回复了我:“曼哈顿是一个诱饵。”他继续说道,“大部分参观者更容易联想到曼哈顿的形状。它是理解这件作品的另一个入口。”荒川以物件诱使人们进入作品,几近顽皮地欺骗人们变成预设的操纵者。“我希望观者的经验是动态而非静态的,”他说。这个过程从参观者开始在适度的距离——安全的观察距离——注视荒川和他的帽子时便已开始。然而正如荒川将这种合作和参与式作品描述为一件“分散注意力的机制”一样,在《夏威夷存在》中,他很快使人们进入作品,将动力的一方扭转。人们的回应各式各样,有些开怀大笑,也有做作的微笑。整体上,荒川保持镇定。他似乎并不关心观众是否舒适,而更关注作品对人们起到可变化的影响。观者最初的好奇——还有观看的乐趣——在当观者变成被观看者时渐渐不被满足,因此产生尴尬和矛盾的反应。那些通常是个人与隐私的行为被扭转了,不仅变成一种共享经验,也成为一个活跃的场面。

两年前,荒川为在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油罐”艺术空间的行为作品,精心编排了一个场景,其中,单身者聚集在一起,大胆混合在作品的媒介中,随着人群的能量丛一个状态转移而至另一个状态,荒川在周围歌唱、拍手,或仅仅蹩脚地笑着。在这些活动中,他的角色仍然完全不固定,从主持人化身成表演者或是观者。荒川不仅欣然接受那些来自观众(还有他自己的)不确定性、疑惑和不安全感——可参与行为的特征,还将这些推向极致。人们一旦进入这种合作行为,总会变得有些脆弱。

人际关系频繁交织于荒川的合作性质实践中。《海伦娜和美和子》(Helena and Miwako)(2013)是艺术家在2013年的卡内基国际展与艺术家Henning Bohl共同创作的项目,荒川的母亲美和子在其中饰演主角之一。作品探索了荒川的家乡福岛,并反映了2011年3月的地震引发海啸及泄漏放射物事件所导致的困惑、迷失与忧郁的氛围,可是作品并未明确地提到该事件。在这件作品中,Bohl的小女儿海伦娜从德国来到日本,寻找昵称为“抚子”(Nadeshiko)的日本国家女子足球队。作品大部分在由日本建筑师仙田满(Mitsuru Senda)设计的体育场拍摄,在卡内基国际展中五彩缤纷的足球就在录像旁边展出,影片当中那种玩味感,与蕴含其中的分离与伤逝呈现出强烈的对比。海伦娜断断续续地向美和子和摄像机提问,“撫子はどこですか?”(“抚子在哪里?”),而回答她的,还只是空旷的球场。

正如人们在《海伦娜和美和子》中所观察到的荒川并不关心作品的真实度与连贯性。海伦娜那浓重的口音且没把握的日文体现出多元性,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德国性”与“日本性”的合成(假设真有这两种名词)。在荒川自己讲话时,也有同样的效果。他讲出的英文听来耳熟,又有混杂的口音——因为插入语和省略语被用在不寻常的地方,但却具有韵律。艺术家站在身分的边缘,游走在艺术史性的叙述与模糊的可能性、个人与公共、日本人与非日本人,还有美国人与非美国人之间。

在检测历史的象征性重量时,荒川又不动声色地改变了熟悉的景色,将内外颠倒。他的作品充满了精心和准确的幽默感,包含了极微妙的颠覆(比如,在惠特尼双年展中,他将夏威夷融入纽约之中),它适当地将本在中央之物以迷惑和错置的方式放到边缘位置去。这正是荒川引领我们进入一个不确定而又迷人的地点的方式,就像“夏威夷”一样。

EI ARAKAWA, installation view of “I Am an Employee" of UNITED Vol. 2.” at Overduin and Kite, Los Angeles, 2012. Courtesy Overduin & Co., Los Ange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