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桑·朗扎

一个午后，我来到了格桑·朗扎（Kesang Lamdark）位于苏黎世的工作室，这里正是他创作“新密宗艺术”的地方，它结合了西藏佛教密宗的能量与西方流行文化中的放荡的图像 。

回到2008年9月，在上海的一个阴霾的正午，一个打着赤膊、重心不稳地站在梯子上的人，那就是我第一次遇见格桑·朗扎的印象。他正在用一个微型热风枪融化覆盖在一块四米高的巨石上、一个明亮的粉红色塑料薄板。当晚，在上海国际当代艺术展的开幕中，他讲述了听起来同样不真实的故事：他如何安排在夜里用卡车将这重达一万公斤的巨石偷运出甘孜——一个位于西藏东部的军事占领区，也是他父亲的故乡——随后一路运往上海市中心。

这块巨石上原本刻有藏文六字真言，读作 “唵嘛呢叭咪吽”——意思大概是 “在莲花上的珍宝”，是密宗中男女结合的象征——然后，朗扎在这件来自大地的圣物上，覆盖上来自那有着Hello Kitty 和芭比娃娃而非佛陀的物质世界中一套既亵渎又毫不关联的俗套衣服。如今，中国在西藏正进取地推行汉化运动，包括将这地势崎岖的高原改造成迪士尼一般的旅游胜地。作品“粉红色的喜马拉雅巨石”（2008）便是个严苛讽刺的见证。

差不多六年后，在六月的一个周六午后，朗扎在苏黎世中央车站迎接我，他花了一个早上，试图将两个电视机连接在一起——其中一个屏幕已经损坏。后来，我看到他不停地敲打原已破裂的塑料表面，在一个用点画创造出骷髅头骨旁边，有着涂了脸的吻（Kiss）乐队摇滚偶像吉恩·西蒙斯（Gene Simmons）画像，他正在猥亵地摇着舌头。朗扎想看看这两位人物后面、电视屏幕的足球世界杯会是什么样子，这就混合了（男性）人生中最重要的迷恋：性、死亡、摇滚和足球。

我们从市中心出发，乘搭一段短途的电车后，就来到朗扎位于“红色工厂（Rote Fabrik）”的工作室，它坐落在恬静宜人的苏黎世湖畔。街边外墙覆盖着涂鸦，并有自行车整齐排列在街上。我到达的时候，建筑前正有几个家庭在野餐和游泳，享受夏日的午后好时光。蓝绿色的水面后可以看到教堂的尖顶，宏伟的公寓大楼坐落于绿色的山腰上。

红色工厂的内部仍保留大致装修过的样貌，并弥漫着强烈的松节油气味。朗扎的工作室门上，有着他姓名的剪切字母和一张西藏东部康区圣峰的照片。自从2000年回到瑞士后，他便成为红色工厂的居民，在此以前他在纽约待了八年，起初在纽约的帕森设计学院学习雕塑，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修读艺术硕士课程。随后，他参与运营一间开设在第二大道第五街与第六街之间的西藏餐厅，名叫“愤怒的僧侣”。朗扎开门时骄傲地说，“雷蒙斯乐队（Ramones）曾去过那里，他们都是素食者，所以他们喜欢那里。”

在他六十平方米大小拥挤的工作室里，有一些传统的西藏装潢：一个蓝色吉祥结门饰，墙壁上挂着唐卡和坛城的复制品，窗上的西藏旗旁边贴着一对雪狮。角落里，高叠密密麻麻地悬挂着的是过去的和正进行的作品与项目。墙壁上有无数的头骨图像，一些（又）是吉恩·西蒙斯的，还有个看起来极其相似的一件古西藏神扎滇金刚的面部图像，双目圆瞪并伸出舌头——若舌头是红色的，在西藏文化中代表着说出真理，或者，若从西蒙斯的角度来说，则代表了强烈的性欲。在朗扎的“新密宗艺术”中，性与真理永远紧密相扣的。

朗扎近十年间的作品，融入了西藏历史、流行文化（尤其是狂野派对）和高雅艺术的相关内容——其作品中有用热融塑料制作的五彩背心，也有滴着塑料的“杜尚风格”自行车轮。他那种运用热融枪在塑料薄层上融化与燃烧并创作出网格状的图案技术，完全是他自己独创的。五月，在香港巴塞尔国际艺术展，Rossi & Rossi 画廊的展位上，他在名为“现代火星博物馆”或“MoMARS”的项目中，展出“班丹曲措的防火衣”（2013），作品是一件金箔连体衣，下面是一个黑色塑料网，盖着西藏尼师班丹曲措的图像，她在2011年11月自焚；朗扎的金箔衣象征一个逝去者的保护衣。正如几乎所有的藏人一样，朗扎也深深地受到那超过一百位在近年来为抗议中国严苛地消除对宗教学习和奉行而自焚的僧侣与尼师的触动。

除了这些以热融塑料的作品外，朗扎也正在创作另一系列的作品，他将金属表面戳破，让光从反面透进来，从而显现图像。这系列作品始于2006年的“蓝色手中的金属容器”，他将啤酒罐的底部以不同密度扎穿，如此一来当人们从铝罐瓶口向内看时，便出现一个裸女的图像。这系列有所演化：在近期的作品中，运用了精细复杂、布满穿孔的镜子表面，后面嵌入LED灯或电视机显示屏，以展现出狂野的密宗蒙太奇，包括艳星和龙、还有性变态的面具派对场景。朗扎亦创作出美国土著部落首领“坐牛” （Sitting Bull）的一个尊贵肖像，他称之为“坐牛/岭王格萨尔” （Sitting Bull / Ling Gesar, 2014），作品提及一位传说中的康区皇帝，其事迹被传唱于中亚歌曲中。相同的技术也用于在过去三年一直进行的项目，其中包含108面圆镜，以史诗式叙述了朗扎的一生、西藏的历史和朗扎在西方的生活。作品乃受收藏家David Teplitzky委托所作，现置于工作室的两个货箱内，有待展出。

在匆匆纵览他的近期的项目后，朗扎向我展示他的家庭照片。他的藏人父亲是一位仁波切；在其少年时期被认定为转世喇嘛，并接受了传统僧侣的教育。1950年中国入侵西藏后，他被迫流放至印度。朗扎于1963年出生于达兰萨拉，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的家庭作为难民被瑞士接收。他们在位藏民而设的居所生活了好几年，后来朗扎的父母将他寄养在一个瑞士家庭，并帮助他的学习（然而，他仍定期在每个周末与其西藏家人见面）。他的养父母以前是百货商店的东主，并已育有五个子女——朗扎成为他们中最年长的一个（他的瑞士弟弟Damian开设了Grieder 当代画廊，朗扎的作品也会在那里展出）。朗扎说起 “瑞士家庭”与“西藏家庭”，并且与两个家庭关系都非常亲密。他的父亲选择在80年代回到康区寺庙，由于很少流放僧侣会这么做，因此他在西藏非常有名。朗扎向我展示了他父亲坐在马背上的照片，他穿着康巴服装，马儿的头戴着红黄色的装饰花冠，驰行在云影密布的群山之中。

在另一本相册中，他向我展示了一件1990年代早期的展览照片，那是他在帕森学院的第一个项目：一件抽象雕塑，有着起伏不平、弯曲的金属形状，其尾端由透明玻璃纸带连接着。朗扎的作品中，往往有种逼真和污秽的寓意，这与其观感或传统的表面有冲突。 “我的作品不应该太好看，”他以他简洁的口吻说道，同时，他放下了挂在墙上那覆盖着烟嘴的热融粉红色塑料作品。在我们谈话时，我注意到，他桌子上的水瓶上贴着一段祷文。尽管他每天都会祈祷几次，但是朗扎却说他并不虔诚：“我并不理解那祷文，但正如大家一样，我希望有一天当我醒来时能够理解它。”后来，我们在红色工厂位于湖边的咖啡厅坐下来。我问朗扎，他对热力和火的运用有没有什么精神上的意义。他没有直接回答，而给我讲了个故事。在他二十来岁的时候，他的左半边脸和嘴离奇地瘫痪了。瑞士的医生都束手无策。然而，他的生母说服他去看藏医。他们给藏医送去一块金片，他将金片做成细长的针，加热后，在朗扎面部的特定位置进行针灸。不久后，瘫痪便痊愈了，并且再没有复发。朗扎解释道，从那时起，他便对家乡西藏和那里的文化更有兴趣。朗扎说那次治疗，“唤醒了我的西藏灵魂。”而且，再也未曾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