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中旬，在香港，我和谷文达在早餐时匆匆聊了六分钟，他形容自己是个“制造麻烦的人”，和“就算当了老师，也不守规矩的人。”我想，他作为艺术家亦是如此。自从1980年代末他开始蜚声海外，他用人类毛发制作大型装置，还有一段短暂的创作时期，他因为在作品中使用经血、胎盘粉甚至精液而为人诟病。然而，和我对话的谷文达戴着眼镜，友好和善，他并没有颠覆那令人敬畏的中国艺术史，却花了四十年去追寻表达“文人”传统的新方式：迷恋于标志的反传统者。

前几天，谷文达的个展在汉雅轩开幕。展览展出了一件作于订制茶纸上的抽象风景作品、一些书法作品，还有一个巨大哑黑色的矩形以碳化的人发墨洒在地板上——所有作品皆用他自制的“中式基因墨。”制成。谷文达将人类毛发磨成粉以取代碳粉，在著名的上海曹素功制墨厂加工。毛发粉末在中医理论中起舒缓焦虑之功效，且其内含有无数人的基因；谷文达运用符号学方式，将它们与中国人自身水墨画传统相联系，以减轻国人对于文化的焦虑感。

对谷文达来说，这个五月异常忙碌。他在香港的展览开幕前，曾到广东佛山岭南天地的元吉黄公祠指导一个大型项目和行为艺术《孝道》（2014）。在那里，他组织1,060个小学生同时用毛笔在几百张红色丝绸上书写孔子的《孝经》，这些作品在佛山展出后，将会运送至苏州丝绸博物馆织成一面占地1,000平方米的旗帜作永久存放。

谷文达深谙儒家学说：“百善孝为先。” 虽然他多数时间与室内设计师妻子Kathryn Scott在布鲁克林生活，但当他在上海工作室时，仍无时无刻不惦记着自己年过九十的父母。他于1955年出生于银行世家，三子之中排行最小，和许多中产阶级一样，他们在文革（1966-76）时毛泽东主张的再教育运动中受到严重迫害。他的爷爷谷建尘是中国首个“有对白戏剧”的剧作者，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立了上海戏剧协社——后来他被下放至乡村，孤独离世。

谷文达的作品，连同他微妙的离题话，还有他不切实际的目标（因为谷文达认为尼采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每当我遇到困难”尼采都会让谷文达充满能量），都表明了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奉献。他拒绝油画，因为油画在1950年代经毛泽东的推动，由苏维埃社会主义画家如康斯坦丁·马克西莫夫(Konstantin Maksimov)引入中国大陆。他将马克思主义称为“欧洲舶来品”——仅管他很快地指责“封建文化”是儒家社会的遗存，尤其体现在教育方面。谷文达年轻时当过红卫兵，也写过“大字报”，他在就读上海美术学校前，在上海的工厂制作民间风格的木刻。

文革结束后，谷文达离开上海来到杭州，1981年他从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修毕硕士学位。他师从陆俨少（1909-93），谷文达称他为“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最后一位大师。”陆俨少看到谷文达的天份——“也看到了我叛逆的一面，”谷文达笑着说——从1981年至1987年陆俨少聘用他在学校任教。谷文达与他的学生的年纪相若，有时更为年轻。但他深得学生喜爱，因为他的教学方式更强调个人的创新：“传统很重要，但它不仅仅是临摹，要与创造力紧密相联。”

80年代是谷文达来硕果丰富的时期。他运用自己书写大字报的经验，开始了他现在仍在进行的“遗失王朝的神话”系列（1983-），作品结合了毛式宣传中用的简体字和最早用于编撰的中文字形：古代篆书。他也与学生们一同创作实景拍摄作品，如《我批阅三男三女书写的静字》（1985）：谷文达用朱批的形式在他们所写的“静”字上打叉或画圈，模仿了传统的教学批改符号，和文革中对意识形态严苛地清洗。回想起旧时，他滔滔不绝地说：“当时我的脑海中没有商业市场的概念——完全与这一代人不同。那是绝对的纯艺术。”

谷文达1987年去美国之前已在国内出了名。当局在1986年终止了他在西安美术馆的展览，因为他带领学生创作出无法通过审查的作品——绘着一些虚假的表意符号的大型水墨画，这令当局看不明白，从而认为其内容包含着颠覆信息——并迫使他们游街示众。尽管同一时期85新潮中的艺术家以1989年二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先锋派”展览而将这艺术运用推向了顶峰，但他们的作品对谷文达来说过分西化，他已在国际艺术形势和自身的中国艺术传统中寻求到“中间位置”。

自此，他便居于两种世界。汉雅轩总监张颂仁在展览《文字欲》（1992）中展出了谷文达与徐冰二人的作品；1997年，画廊又展出了谷文达纪念香港主权移交的作品《联合国——香港纪念碑：历史的冲突》。2014年，在香港巴塞尔艺术展上，汉雅轩展出了谷文达的石雕板和印刷书籍系列作品《碑林：唐诗后著》（1993-2005），与此同时，谷文达创作的大型悬挂装置作品《联合国：人间》在展览的“艺聚空间”专区中重点展出。在这件作品中，谷文达运用人发创作了188面国旗。

   谷文达习惯长远的规划，他展望着能够将《联合国》中的国旗送至这188个国家的博物馆。同时，他也提及了更具野心的项目，其中包括在威尼斯的穆拉诺(Murano)玻璃工厂内生产中式灯笼，用以参加明年的双年展。然而，有些项目还不能透露。结束采访后，我再次在汉雅轩回顾谷文达的展览，ArtAsiaPacific的记者正与张颂仁对话时，张颂仁的手机响了，他接听了电话。当我们要离开时，他过来道别，说：“对不起，刚才的电话是谷文达打来的。”这时，随着毕打行的电梯门缓缓关上，他紧接着说：“我们正在筹划世界上最棒的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