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的沙丘

法国人赋予阿布扎比卢浮宫一个古怪的称谓：沙上卢浮宫。自2007年法国与阿布扎比两地政府达成协议起，法国媒体便充斥着这座将于2015年12月启用的博物馆的报道，并以这充满异域情调的奇特绰号来称呼它。连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于四月在“博物馆的诞生” 主题演说时也如是称呼，展览将贯穿整个七月于卢浮宫举办，乃是第二次展出正逐渐增加的阿联酋馆藏。“‘沙上卢浮宫’：法国的观点”这个题目似近实远；它将稳固的体制置于未知；暗示某些仍未完工的建筑，神秘地浮上地面。它也暗示了复制：另一个卢浮宫（正如古根海姆与泰特一样）突然出现在未知之地——一个不稳、不明甚至不可知的空间。沙上卢浮宫：略带帝国主义，位于边界的一块宜人之地，是个文化的新据点。

“卢浮宫是不可复制的”，奥朗德在演说中保证，“也是不可转移的。”这样说来，阿布扎比的卢浮宫究竟是什么？难道是卢浮宫“大家庭”的成员，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指导方针？很显然，阿联酋的子孙要依靠卢浮宫母亲的专业技能，依靠她哺育的知识；因为阿布扎比的本土博物馆从业者很少。然而，如果有的话，这所博物馆如何表达出“阿联酋特色”？阿布扎比卢浮宫早已表明其目标是成为“普世的”博物馆，是成为全球各大文明地区之间的触点，并从全球不同角落精选同步的创意的表达。如此一来，引导其表达出阿联酋的任何特征还有意义吗？

法国人许久以前便从事文化出口。然而巴黎的“博物馆的诞生”展览，比阿布扎比的迟来一年，却鲜有描绘“卢浮宫”旗下的博物馆如何产生，更多的是探讨这座新成立的博物馆需要什么级别的代理才能在这遥远的沙漠中拥有独立的文化立场。

尽管巴黎“博物馆的诞生”展览因其精选最优秀的展品的方式而受到批评，但它亦展示了图像和物件的历史进程，不仅强调了如今达160件藏品的完整性，也突出了阿布扎比卢浮宫对所作出的“普世性”的承诺。策展人直接参与阿布扎比卢浮宫的前线工作，显示了这决不是法国为达致“普世性”而捶胸高呼的做法——将启蒙时代的价值，包装在21世纪明星建筑中。“阿联酋的伙伴带给我们‘普世’博物馆这个主意”，文森特·博马雷德（Vincent Pomarède）承认，他是“博物馆的诞生”的总策展人，对于促成2007年政府间的协议十分重要。阿布扎比将普世性看作跨文化交流，其馆藏于人类历史的表层上掠过，横跨文化与地理，将人类创造纳入一本宏大的手册中。“普世性归根结底是多元的，” 博马雷德说。

严格说来，卢浮宫并非一座“普世”博物馆。正如大英博物馆，这座早于1793年成立的卢浮宫40年前建成的博物馆一样，这座法国机构源自启蒙时期全面理解整个世界的追求。它非普世而更像百科全书，它几乎彻底的学术深度，往往是通过掠夺其它文明的宝藏而实现的：拿破仑于意大利和埃及等地进行军事活动期间，毫无愧疚的掠夺文物并潜逃，就像于19世纪，其馆藏内的古代遗迹，便是来自法国考古学家的不断发掘。

然而一个普世博物馆的概念，无论从深度或广度，都难以摆脱西方霸权。尽管作为中东地区第一座普世博物馆，阿布扎比怀着诚挚的热情创造跨文化对话，但它依然要从西方文化中获取作品。这个时期，大部国家都在回收和遣返其国家文物——首先是那些为达到普世性而打着出征旗号而获取到的艺术与工艺品——回到其国家叙事中，那么一所博物馆如何才能扩大文化储备呢？阿布扎比卢浮宫拥有每年四千万欧元的预算，它是否正贪婪地买下整个世界的宝藏，怪异地模仿着几世纪前的帝国主义热潮？

阿布扎比卢浮宫正在控诉“掠夺”这断言（或者更准确地说，为卢浮宫策展人们在介绍藏品来源时所忌讳）。这些指责并不仅来自被掠夺财产的国家，更有来自奇特地转变态度的帝国：法国。早在2007年，右翼政治家让·马里·勒庞（Jean-Marie Le Pen）便警告了“法国艺术文物的贫困化”，这是他相信这展览正在预示着的。最近，批评的矛头指向阿布扎比首十年的循环借用藏品计划，艺术品来自由12所博物馆组成的法国博物馆管理局。取自集美博物馆、蓬皮杜中心和奥赛博物馆等博物馆的保险库（或墙壁）中，其细列有约300件作品的第一年的借用名单，被阿联酋委员会隐瞒。这藏品借用计划，批评为夺去了法国人观赏其所谓合法的艺术遗产的权力。（传闻达·芬奇的《一个陌生女人》(1490-96)肖像画就在这名单列上。）相似的是，“博物馆的诞生”展出阿布扎比卢浮宫另一件更有争议的藏品：一个来自波斯的17世纪连栋房屋的室内装饰（从墙壁到天花板高的木板和整个天花板）。Didier Rykner在其网页“艺术论坛”（La Tribune de l’Art）也愤慨地指出，这样的文物应该离开法国策展人的手中，回到“外国”的博物馆里。

阿布扎比之所以坚持其与生俱来的普世价值，主要因为阿联酋一直是古代东西交汇之地——曾经（未来也将）是文化与商业的交叉路，同时有多种历史的存在。博物馆普世主义的志向让人兴奋，但却难免需要借博物馆建立国家形象。在巴黎，“博物馆的诞生”的开场白，被助理馆长Khalid Abdulkhaiq Abdulla在“介绍厅”加以阐述。参观者可以在此见到整面墙高的放大怀旧照片，内容是20世纪早期阿联酋的市场，场景中有引自Sheikh Zyed的一段话：“没有过去的国家，等同没有现在和未来。”同时展出的还有借自艾因国立博物馆的前伊斯兰时期的器皿和花瓶精品，它们是阿联酋考古学家研究的成果。表面上，展厅里有为法国参观者准备背景资料，然而其中摒弃了过去那些列出阿联酋的文化雄心陈词滥调的板块，而现借尊重文化遗产来顺带说明阿联酋的文化雄心。这种遗产在展览中被描述为多文化（游牧民族留下的手工艺品）和前伊斯兰时期，这种说法似乎缓和了对阿联酋的潜在分类而传达出错误的信息，比如宗教或民族主义。

2012年2月，阿布扎比旅游文化局主席Sheikh Sultan bin Tahnoon al-Nahyan写了一封致卢浮宫前馆长亨利·罗赫特（Henri Loyrette）的令人担心的信函，三页纸的内容Sheikh主要提出了当时（即项目已进行了五年时间） 所称“错误的发展”。其主要观点之一是严重缺乏法方提供的“知识转移”。那时候，只有两位骨干代表成员来到当地培训阿联酋的员工。如果这个问题已基本解决了（一个由17人组成的法国博物馆管理局小组在去年上任，）那么相反的问题又出现：酋长国的人员有多少表达空间？

法国在讨论“知识转移”时所运用的语言，掩饰了其如履薄冰的感受。奥朗德在演说中保证道，“卢浮宫绝不会越矩，绝不会施压” 博马雷德回应道，“我们不会告诉他们要做什么，只解释在相同的状况下，我们将采取何种措施。”殖民遗留的影响重塑了知识转移的动力吗？这种语言暗示着，实施一种单一“正确”的规范，将可能冒着管理局解散的危险。即使阿联酋的确有着优秀的管理局，问题依然徘徊在通过这种转移所累积技能，是否可以让他们迅速地达到最后阶段，即自给自足地运营博物馆。

“这是阿布扎比的黄金时期”，Jean Nouvel在“博物馆的诞生”展览开幕记者会上说道。“历史会见证这事件。”阿布扎比卢浮宫对阿联酋的国家与国际形象十分关键；她是阿布扎比不断增加的文化皇冠上最重要的宝石。如此说来，这座博物馆不仅需要外部创新，内部创新也一样重要。是的，阿布扎比卢浮宫需要一些引导；但它应十分谨慎，不能复制陈旧的欧洲中心的榜样。虽然身后有许多误解，但这机构已构建着自己的叙事。如果阿部扎比不运用其相当的自由度去创造全新的一切——即仅仅超越“沙上卢浮宫”，那么结果将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