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2年，我從日本到紐約去進行我的第一份為策展助理的工作，去幫助美國紐約日本協會畫廊的創始人會長Rand Castile。我記起Castile在最早的一個星期向我介紹安思遠。他說：“如果這裡有亞洲藝術世界的天王，一定就是他。”“你的教育從這裡開始。”我會與Castile一起去拜訪安的第五大道960號大宅， 常常尷尬地嘗試跟上他們的煙酒習慣。我們會集合在大宅的圖書房裡，晚上安會在這裡舉行聚會。來自歐洲的博物館館長，來自日本的策展人、中國青年學者、富有魅力的朋友、鄰居和客戶例如如Charlotte C. Weber和Douglas Dillon，會在此進出進入，要麼交換八卦消息要麼細心考察一件卓越的藝術品。有時候我們會到廚房去檢查一件正在被修復的印度朱羅青銅或中國隋代石雕 。這類的“教育”成為一個容易的習慣。

數年後，我繼任了Castile的職位，成為了日本協會畫廊的會長。安思遠帶領著我──有點像由一位朝臣升職成為了一個法庭上的大臣──教導我機構制度上的策略、還有辦展覽和籌款的各種工作與責任。他帶我認識了有機會幫助我完成任務的同僚也同時幫助大家達到每一個人滿意的成果。在2003年，幾位來自日本奈良和韓國慶州和首爾重要博物館的佛教藝術策展人，去紐約參觀一個我舉辦的展覽，名為“Transmitting the Forms of Divinity: Early Buddhist Art from Korea and Japan”。讓他們驚訝的是，安以來自敦煌和吐魯番的早期佛教經典和歷史文本（這個系列後來售給了上海博物館）去款待他們。 安的激烈讚賞與他的苛刻批判同樣地扣人心弦。他對博物館與裡面監護著藝術品的保管人抱著極高的期望，為我們的目的帶來重量與浩氣。除了教導我美學之外，他給我們共同在美國推動亞洲藝術企業的工作者灌輸著忠誠與認真的情操。

安思遠1929年出生在美國曼哈頓。爸爸是一位歌劇演唱者，而媽媽則是一位牙科醫生；安也是前美國最高法院的第三首席法官 Oliver Ellsworth的後裔。這使埃爾斯沃思成為一個誘人的矛盾：一位經濟大蕭條時代的美國貴族。他開始在高中收集和進行古董的貿易。而且，在早期的1940年代時，在為中國戰爭救濟時迷上了中國藝術。他離開高中後，他去了一間由親戚的朋友管理的古董店工作。"若你知道你想在生命裏得到甚麼，你是個幸運兒，你可以少浪費的時間”。有一天，他在一間舊貨店買了個8元的中國壺，宣稱它是17世紀的產物。他的上司安排他與Alice Boney(1901–88)見面──一位令人敬畏的東方藝術品交易元老──看看他可以從中學到甚麼。Boney後來回想起: "這位年輕人帶著一個瓶子來見我。 雖然這瓶子並不是特別重要，卻的確是明朝的物品。我十分驚訝。從那一刻開始，我知道我不能失去他。

安思遠與Boney接下來40年的友誼，是20世紀最偉大的愛情故事。"她是他的母親、益友與老師，” 安的終身伴侶Masahiro Hashiguchi告訴我。“她是一個很直接的人，不喜歡任何廢話。Boney帶著安思遠到處旅遊，去過日本、柬埔寨、泰國與印度。（有一年的冬天，她自己勇敢地到訪阿富汗的巴米揚山崖──披著一件迪奧外套的她顫抖著──嘗試帶走犍陀羅的藝術品。）他們參觀了舊寺廟，古遺址，當地的博物館和人脈網絡裡的每一位經銷商。 “能分辨的眼睛是可以培育的，但卻不能學得到。。。這是一份神給予的禮物。”她在安那裡看到那份禮物，而且她訓練他成為她的門徒，最終成為了她出類拔萃的同伴。Boney給Alan Priest介紹安思遠。Priest是在1928–1963年間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擔任遠東藝術策展人。當他看到這位年輕人的才華，便邀請他進入博物館的領域。但卻無濟於事。在1949年，他和Boney試圖把安思遠弄進耶魯大學，讓他有機會跟著名教授王方宇修讀中文。但是，安卻沒有通過考試。相反地，安的魅力讓王教授開始研究他鍾愛的藝術項目。王和安成為了一輩子的朋友；王的兒子是安的17位乾子女裡其中一位。“安思遠”這中文名字是由王教授起的。

安思遠在收藏和經銷上的許多壯舉都是由Boney倡導。這包含了中國的陵墓雕刻、明朝家具與現代中國水墨畫。一位自學成才的女繼承人，她在1930年代至40年代以經銷亞洲藝術聞名。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見證了很多致力在美國促進中國藝術研究的學者，如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Alan Priest、華盛頓弗瑞爾藝廊的John A. Pope、在堪薩斯市納爾遜藝術博物館的Laurence Sickman，和哈佛大學的狼Warner及Max Loehr。Boney說，"這個階段是相當困難 ，因為中國藝術完全地被外界忽略。" 為了扭轉這局面，發揚中國藝術，安思遠勞心勞力，出版叢書，更將自己的第一本著作獻給Boney。“Chinese Furniture: Hardwood Examples of the Ming and Early Ch’ing Dynasties”（1971）一書中展示了他的收藏系列中的幾份作品，有一些出自於Boney，而這書被視為此領域的標準參考文獻。

安思遠與Boney的關係不單純是師徒或職業夥伴。在他的一次東京之旅──Boney在日本住了16年──安認識了住在她周遭的一位年輕人，Masahiro Hashiguchi，又名Masa。19歲的他截然搬到紐約，與鮑比一起直到最後。“鮑比教導我人生，”他最近告訴我。在1980年，他們倆開辦了一間將會成為紐約社會時代的神話的豪華餐廳。它的名字“長臂猿”是取自一幅由Rinpa藝術家酒井抱一（1761–1828）畫的屏幕繪畫。作品懸掛在樓下的酒吧裡。彷彿美麗的第五大道公寓還未能完全襯托出安的帥氣舉止，“長臂猿”呈現了他喜愛的好萊塢魅力。他的好朋友，女演員Claudette Colbert是一位常客。法蘭克·辛納屈會偶爾來唱歌。黑幫人物約翰·高蒂在1992年他被判終身監獄之前也有光顧。我記得安思遠會在在餐廳為慶祝日本協會畫廊各展覽的開幕舉辦晚宴。大家都樂而忘返，連畫廊開幕也忘了參加。

作為一位藝術商人，安思遠重視蒐集收藏多於售賣物品。 幾十年來，他建立了少數的客戶，為他們提供專業意見、尋找珍品、細心策劃，更幫助他們將收藏送到博物館去。1978年，洛克菲勒去世後，他高達300件傑作的收藏被捐贈到亞洲協會──這是一個他和妻子建立的機構，目的是幫助推廣美國人對亞洲的了解。學者們一致認同，安的知識與引導豐富了收藏中的宋明陶瓷，還有印度、西藏、高棉和爪哇的佛教和印度教雕塑。安也有幫助建立何東爵士的收藏，作品都可以在大英博物館的中國藝術翼看到。而Charlotte C.和John C. Weber收集的古玉，陶瓷，金屬製品，現在是大都會中國藝術畫廊裡的中心藝術品。

在2014年，在Asianart.com上發佈的一篇紀念文章裡，Pratapaditya Pal描述安思遠與一位來自Lazard Frères銀行世家的財政家Christian Humann的亞洲藝術收藏的關係。收藏裡共有多達1600件印度教和佛教的物品與繪畫。Pratapaditya Pal，身為洛杉磯縣藝術博物館裡的資深印度和東南亞藝術策展人，在1977年舉辦了一個名為“Sensuous Immortals”的展覽，特寫著Humann 的收藏的亮點。Pal形容這個展覽為“有史以來最重要的印度，喜馬拉雅和東南亞藝術展覽 ”。在1981年Humann英年早逝，安思遠用了12億美元買了整個收藏。

接下來的十多年，安思遠慢慢實行他為這收藏精心設計的計畫。首先，他把最優秀的作品售賣了到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克利夫蘭博物館、費城藝術博物館和波士頓美術館，以及其他有名望的博物館。之後他在1982年與1990年分別在佳士得和蘇富比舉行了兩個重要拍賣。 紐約時報1990年的文章裡，當被問到為何要售賣作品時，安回答說：“我要付房租，我也覺得這投資已經到了一個成熟的位置—我想我可以賣掉188份好作品，再利用換取回來的金錢去買八份珍品。”最後，他給自己留了最好的幾件，它們其中一些會出現在2015年3月的紐約佳士得拍賣，而拍賣行宣傳這為“拍賣歷史上最大的亞洲藝術私人收藏。”根據新聞稿，“安思遠把其中一件最喜愛的西藏佛像擺設在臥房裡，每天早晨都高興地向它問好，猶如對待朋友般打招呼。

在安思遠開發的眾多收藏中，他最熱衷于現代中國水墨畫和書法。他在這領域的工作是他最大的學術貢獻，引致藝術創作的整個時期的重新評估。再次，Alice Boney是他的靈感。“在1949年，我是由Alice Boney介紹去認識現代中國藝術，” 安在“Later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1800–1950”。“作為藝術商人和收藏家，在西方她是這領域的先鋒，我擁有的許多頂尖作品也是來自她的。”Boney在40年代中期時候買了第一幅齊白石（1864–1957）的水墨畫，之後累積超過100幅他的作品。她的收藏成成為了安的研究根基：安的大半生致力去經營現代中國水墨畫和書法的藝術價值，發揚西方對這領域的理解，鑒賞和收藏。在那個時候這的確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在1980年代，李雪曼每次探訪安的時候都會挖苦他，問：“你還在收集衛生紙嗎，鮑比？” 歷史證明了安思遠對於這領域的追求，研究與投資是極度精明也有遠見的。他是一位有長遠目光的藝術商人。他的座右銘是“買了它， 30年後再把它賣掉。”我曾經聽過安對一位客戶說：“你可能要為我的錯誤而作出賠償，但是你並不需要與它們共同生活。” 安對長期被忽略的中國現代書畫的價值有著前瞻信仰，這是因為年輕時受了繪畫的訓練，也因為先天喜歡又懂得欣賞現代抽象藝術。他選擇藝術家是看乎他們個人的表達能力和他們對創意的堅持“儘管他們活在最混亂最動盪的時代。”他的“Later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1800–1950”彙編著他的幾百件現代中國水墨作品，書裡面他解釋為何19世紀是一個了解中國於現代化前後的演變的重要時刻：

除了齊白石之外、安思遠也收集其他現代大師的作品，包括傅抱石、李可染、林風眠、劉海粟、潘天壽、徐悲鴻及張大千。中國一打開邊境，讓美國人進國，安和Itoh便去尋找寶物。他們遊遍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的國營藝術和工藝商店。與他們的同伴是安的老朋友，一位香港的藝術商人黑洪祿，和他的兒子黑國強，他的暱稱是“冰塊”，這是因為他每次都為安準備喝威士忌需要的冰塊。在隨後的幾年中，安、Itoh和黑經常一起到訪中國 ，而安一直在追蹤石魯（1919–1982），一位隱世畫家、詩人和書法家。石曾經因拒絕修改一幅山水畫（畫裡毛澤東被描繪得身材矮小），導致藝術家在文化革命（1966–1976）中在紅衛兵手中受到迫害。他進入監獄的3年期間被禁止使用他的繪畫工具，最後把他給逼瘋了。安努力去尋找石魯憂鬱的山水畫和“獸性的”書法，卻只搜獲到少件。在1980年，當他們即將從西安空手而回之際，黑洪祿這時候跑回酒店，說他找到了石的情婦。。。和石的多幅品。安思遠對現代水墨的熱衷與欣賞讓他比傳統藝術史學者敢言。在“Later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1800–1950”中，他這樣品評石魯的“華山蒼松圖"（1972）: "無論他在畫畫或寫書法的時候把筆跟墨推，拉或是揮動到怎樣的極端，他的信息是明確的。華山上莊嚴的松樹鼓勵了這位落魄藝術家：懸崖就算再嚴峻，松樹還是可以生存。”

安思遠花了很多力氣才能說服他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朋友去接受他捐贈的451幅跨越19世紀至20世紀中旬的書畫。當時，這領域幾乎沒有國際市場、書本記載或者學術研究。竭力捍衛中國藝術歷史的許多學者並不明白或接受安收藏的現代水墨畫，認為它們的風格和構圖混淆、奇怪或者完全是不符合體制的。以墨水和礦物質顏料畫在紙張上或是絲綢上，安擁有的現代作品反映出“混合”的影響，從印象派到社會現實，並從傳統的木版印刷到現代主義的抽象思維。後來多虧大都會當時的館長Philippe de Montebello和學術好奇心強的大都會亞洲藝術部門資深主席方聞的前瞻眼光，安手上的多件珍品才終於被納入博物館的永久收藏。從那時候開始，博物館的其中一個畫廊裡一直掛著一幅寫有安思遠名字的牌匾。在2001年，大都會為安的現代書畫舉辦了展覽會，“兩種文化之間—安思遠藏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中國繪畫 ，”這個範疇已經起飛了。該節目是由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亞洲藝術部中國藝術資深主任何慕文籌劃。 多年來，何與方合作把大都會的亞洲收藏鞏固加強，揚名藝術界及海外 。“這一段藝術史才剛剛開始被撰寫，”藝術評論家Holland Cotter在2001年為這展覽在紐約時報報告。“與此同時，大都會的這個展覽成為了一種安靜的革命。”在當年4月，石魯的一幅水墨畫在蘇富比拍出了近75,000美元的價格，打破紀錄。

安思遠的慷慨並不僅限於美國的博物館。他的主要慈善事業是China Heritage Arts Foundation。他在香港創辦這個基金，透過這機構從他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集資，去修復安徽一條明朝遺留下來的村子。在1991年他第一次來到徽州裡的這小村莊 ，在探訪以前他知道這個地方已經有40年了。雖然精緻的建築結構幸好沒有在文革時期被破壞， 修復它們是一個艱鉅的任務。為了感謝安，徽州的居民給他封為榮譽市民說：“我覺得自己是中國人，” 安思遠曾經在1984年的一個雜誌訪問裡說過。“我敬佩及同情東方人的心態：生活並不是容易的，我們需要努力做到最好。”

安思遠的死是一個令人惋惜的損失。他既是一位朋友也是一位導師，在我們的專業領域裡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或許我們可以從石魯寫在“華山蒼松圖”的詩句得到慰藉，這畫是鮑比最喜歡的作品之一：

吾愛華山松

高高且重重

攀緣爭日月

歷歲耐寒風

搖臂摹天嶺

昂首跨蒼龍

舉雲成不朽

示寧閱天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