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屆文獻展的藝術總監 Okwui Enwezor在著於2002年題目為《黑盒》的短文中,寫及了他認為是前衛策展的條件,「美術館和大型展覽不能自己定義當今當代藝術的合理性;他們卻被重塑自己的合理性而抓住,因為他們遲遲不能認定新全球社區複雜的地域。」將其記住,Enwezor發誓第11屆文獻展「最終將不會給來到卡塞爾的參觀者在壯闊的空間中帶來填滿展覽藝術項目」。而當他推展第11屆文獻展至五大洲和五年 (1998 – 2002),12年及許多職位之後,Enwezor作為第56屆雙年展的策展人(與文獻展相比這是個十分不同的機構),製作了一個遠遠於地域性及時間性方面都較有限制的超大型展覽,在數個月而不是數年間,於威尼斯東端的場地舉行。
有著一個籠統的題目「全世界的未來」與及許多含隱喻的描述,Enwezor提出要透過「參考的對話範圍」去探討「物件的狀態」,在一個像舞台般一幕一幕地逐漸展示的展覽,其中的作品就「如管弦樂團般」佔據「公眾的時間和思想」,而空間便構成「可以描述為『形式的議會』」。他提議以三個所謂「過濾」來達致這些目的,名為「混亂的花園」、「實時性:有關宏偉的時間」及「資本:一次即場朗讀」──「疊置在另一個之上,成為一系列的修訂本。」
實際上,「全世界的未來」有三個主要並相互關連的主題,它們在許多全新製作的藝術作品中體現出來:當代非洲、黑人、美藉非裔及加勒比藉非裔經驗的一個強烈表現(他們自己每個都獨特但在後殖民時期而言則有所關連);殖民主義、戰爭和社會矛盾的遺物(亦同樣往往相互關連但獨特);與及批判全球資本主義的作品或工具。在中間,有各有不同的抽象、電影及行為藝術的實驗作品──在主題展的皇室紅色的舞台,被稱為「劇場」,特別為這目的而建成──其意圖亦同樣沉重。也許不能避免的是,就格調而言,「全世界的未來」是個沉鬱、偶然說教、對暴力折磨的敍述,就是它造就了我們今日所處的痛苦。
雖然它在雙年展官方宣傳中看來被輕輕帶過,其原因只可猜測,Enwezor展現了非洲和黑人藝術家不同的實踐──使他們背負充裕的文化及歷史材料可以發光發亮──皆可在主題展館和軍器庫區看到。主題展館中的現代柱廊掛起Oscar Murillo 一縷縷被弄黑及油浸過、用於葬禮的帆布,而建築的中楣柱裝上Glenn Ligon的霓虹燈標誌寫上「藍 血 淤青」,參考了1964年紐約警察的一次暴虐── 二者同為該記住的及時姿態,在近來警察謀殺的背景下,使人們再次關注世界上針對黑人社區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和暴力問題。在別處,美籍畫家Kerry James Marshall尖刻地以他全新的變臉羅夏風格的抽象手法,將他的美國郊外人像繪畫與戲仿藝術史的模範作品串連結合起來。已故 Terry Adkins (1953–2014) 以音樂為題材的雕塑獻給非裔美國人物如 W.E.B. Du Bois及北極探險家 Matthew Henson;而 Samson Kambalu展示對境遇主義者兼作家 Gianfranco Sanguinetti擴闊的研究。就算來自已享負盛名的藝術家如製片人 Steve McQueen、畫家 Chris Ofili及概念主義者 Adrian Piper都有全新精采作品: McQueen 觸動人心的雙頻電影《灰》(2014-15) 講述一位年青的格林納達漁夫於2010年在他找到被收藏的毒品後被謀殺;Ofili充滿油畫的教堂式裝置;而Piper的黑板上被反覆地塗寫着「所有東西將會被奪去」,這反映着因種族原因而沒收財產和權利與懲罰性的文化同文的歷史,又或暗示要求賠償。這刻能看見這麼多的黑人藝術家的意義──並喚起這麼多不同的歷史──在威尼斯雙年展(或是別處)不能被忽視或輕描淡寫的。
許多其他展示的作品除了探索着後殖民歷史外,亦針對了戰爭與衝突的事件。例如,在軍器庫展區,自學藝術家 Abu Bakarr Mansaray的素描系列「馬薩卡」(1997)便是在長達11年的塞拉利昂內戰(1991-2002) 期間製作的。 Hiwa K的《鈴》(2007-15) 模仿美國具代表性的自由鐘,以伊拉克北部庫爾克城市蘇萊曼尼亞的廢鐵而鑄造,這激動人心的作品,概括了一次又一次給伊拉克人解放的承諾,但最終解放者都變成了壓制者。Tiffany Chung的地圖繪畫《敘利亞》(2011-) 由該國的內部鬥爭制定的信息圖形,據稱亦浸透了她自身來自美國引領的越戰的痛苦;然而,這些作品均是疏遠的,某程度上是裝飾的抽象作品,最好用來喚起我們本身對想像現實的無能。 策展上來說,相對這點,也許是敘利亞「緊急製片」 Abounaddara 集體的放映會,在會場中每星期播放一齣有關內戰的記錄片(期後 Abounaddar自5月11日起從項目中抽起了影片播放)。
雖然很難去否定Enwezor提倡的「資本是我們的年代中最具戲劇性的。今天,在經驗的每個範疇裡,沒有一個可以放得更大」,可能雙年展對經濟議題的處理卻是奇怪地倒退及總是平庸的。標誌着這陳舊的觀點是為Andreas Gursky歷史的──幾乎是古怪的──1998年拍攝的照片中有着美國的單排商場中的「大盒子商店」如玩具反斗城(自它們被網上商店所扼殺後)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電子貿易櫃枱(現今被高頻交易平台脅迫)。同樣地枯燥的還有林洪順(Im Heung-soon)以訪問為主的長記錄片《工廠綜合設施》(2014),追踪韓國製造商對女性工人的剝削──不論現實中這些故事是何等令人羞恥都廣為人熟悉,至少是自從1990年代向Nike剝削工廠作出示威開始。
可幸是,打斷了這些冗長乏味的作品,而回到20世紀末對全球化作出抗議中,有些令人愉快及真正怪誕的美學插曲,如Katharina Grosse 怪異的塗上彩虹顏色的泥堆;Ernesto Ballesteros在軍器庫展區中飛着自己的輕量微型飛機;及Christian Boltanski即時串流在智利沙漠中懸掛在棍上的日本鈴的視頻。
究竟一個主要的國際雙年展為何及如何在一中心議題中感覺如此過時仍然是個謎團,也許「全世界的未來」最明顯的疏忽在於對另類經濟、環境及主觀性缺乏基本的想象──也許反映着「其實我們沒有未來」這千禧年主義的觀點。當然,任何對於該如何走將來的路的想法,都意味着對過去有一個誠實的計算。然而,外邊有着一些反映21世紀經濟發展的藝術回應──一浪浪的絕望的移民對每個大洲的再塑造、平線發展促使「分享經濟」、「東西的互聯網」中人們及其物件拴繫,並透過一個虛擬領域所啟動甚至組成、集體接受環境的永久破壞──但這在「全世界的未來」中大致被忽略。好奇地,或合適地,因為其強調集中在馬克思的《資本論》(在雙年展中,每天三次30分鐘戲劇性地朗讀此書,多得Isaac Julien),Enwezor的展覽大多尖銳地處理現今世界的疾苦,而越是來自那19世紀責難的書本以及其20世紀的黨羽發展而成的 ,越是討論這對抗的文化,可是它在已過去的將來中,縱使新自由主義被縮短,對抗文化亦已經過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