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羅那當代藝術博物館(MACBA)最近舉行「過去的焦慮──巴勒斯坦國際藝術展的論述與鬼魂, 1978」是個如題所啟發的展覽。於1978年發生的展覽於貝魯特舉行,由與巴勒斯坦人團結一致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籌辦,展出來自約30個國家200位藝術家的作品,至今仍是在阿拉伯世界中最大型的單一展覽。1978年的展覽現時已所剩無幾(其檔案於1982年以色列入侵貝魯特時遭到損毁),「過去的焦慮」的策展人Rasha Salti 和 Kristine Khouri 以巴勒斯坦人的展覽稀有的展覽圖錄作為起點,以收復有關展覽的錄音對話及絕版書藉的內容,與見證者交談及描繪着拉巴特(摩洛哥)、聖地牙哥(智利)、巴黎與貝魯特之間的連繫。「過去的焦慮」是個對於1960至80年代團結是如何迅速地傳遍全球的一個聰明的判斷。
「巴勒斯坦國際藝術展」是受到薩爾瓦多.阿連德國際抗爭博物館(IRMSA)的啟發,這所博物館在國外由被流放的智利藝術家在巴黎重新成立,以這由1973年軍事政變後被逐出其國家的前智利總統而命名。曾經參與統籌這所博物館的人員亦負責在貝魯特的巴勒斯坦展覽的工作,也包括「為尼加拉瓜人的藝術」(於1980年在馬納瓜舉行)和「來自反對南非種族隔離的世界的藝術家」(展出1980年代於法國的激進分子的作品)。從展示這些關於團結的博物館、展覽及集體的材料,「過去的焦慮」提出一個有關抗爭的問題,而它在今日仍然構建着於藝術上的討論:知識份子應否改革、或他們應否與革命為伍?在一個與IRMSA資料一同放置的錄像訪問中,阿根廷小說作家 Julio Cortázar 稱:「一件作品無須要有『革命』的內容。革命性的作品會因實行語言的分裂而促使革命。」
那麼「過去的焦慮」的策展人有否實行語言的分裂呢?他們展示的策略,正如在展覽中一個無題的錄像中所說的,受到以地圖製作作為存檔方法的啟發。在這錄像中,兩位策展人以手在上述有關團結的博物館和展覽畫上圓型圈起來,將它們本身,以及相關的小冊子、電影、藝術作品、藝術家和雜誌連繫起來,並於MACBA中展出。另外,曾參與巴勒斯坦展覽的藝術家的回憶,以閃現的方式投影到牆上。雜誌(如「語言游擊隊」親巴勒斯坦雜誌《雜音》,於拉巴特出版,後於1972年被禁)被印在畫布並從天花懸掛下來,海報成了膠貼,照片則成了影印本。這些原本檔案權威的分裂令人聯想起拉丁美洲研究集體南方概念主義網絡 (Red Conceptuaismos del Sur) 以重新創作拉丁美洲的檔案來「重寫」被軍方獨裁和殖民暴力所抹去的概念藝術的歷史。
不幸地,「過去的焦慮」在解構廣傳團結的理性化與及於1980及90年代其轉變成一個經調解的人權論述方面做得不夠──這轉變造成了藝術家兼激進份子及知識份子與他們理論上代表的無聲「受害人」之間的距離。在整體上缺乏來自現時巴勒斯坦的聲音,使它過份依賴大中土土MACBA的展示。在策展文本中亦無提及地區中持續遭受的殖民暴力,引起這展覽是否與今天的巴勒斯坦連成一線的疑問。在沒有一個清晰的答案下,MACBA的檔案依然懷舊,甚至注定永久回到1968年的巴黎──當學生起義的影像、歐洲毛主義及氣宇軒昂的士兵漸漸使其他較邊沿的革命(如1962年阿爾及利亞獨立及印度的社會兼女權主義抗爭等)黯然失色。
可惜的是,每一個檔案必須有取捨。然而,在現時當對全球超組織(如聯合國及歐盟)進行的論述及地域干預正在抹去另類後國家政治的回憶,Salti及Khouri對恢復過去的想像是個重要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