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廸拜,第三線畫廊在其佔用了九年的空間舉行了的最後一個展覽,題為「時間的沙礫」。法藉阿爾及利亞藝術家 Zineb Sedira 對世界砂糖貿易進行的攝影冥想訴說了恆久的轉變及再安定,以及我們短暫的存在所留下薄弱的痕跡。第三線畫廊在其設於al-Quoz工業區的空間已長達接近十年,現在正準備遷往附近新擴展的Alserkal 大道藝術「鄰里」。因此,記憶與流動是當「時間的沙礫」進行裝置時靜俏俏地到訪,而我的客人亦為第二次阿聯酋藝術生態對話來到,在充滿被泡泡紙包裹着的底柱和無人使用的爬梯的房間中安頓下來。
這「後台」的感覺是我們對阿聯酋的文化生態那「工作進行中」性質作出熱列的交流的一個適合的框架。第二次跳進阿聯酋的藝術生態,我聯合了在三個不同範疇工作的人們──商業、公營及非盈利機構。在商業這邊廂,與會者包括第三線畫廊創辦人Sunny Rahbar及九年以來均持續強勁的廸拜藝術博覽會的總監Antonia Carver。那邊廂代表公營機構的有最近落成的紐約大學阿布扎比分校藝術館(NYUAD 藝術館)總監兼館長Maya Allison和沙迦Maraya藝術中心的藝術總監Giuseppe Moscatello,該中心由政府資助,全年均有出色的策展展覽。駐阿布扎比的 Salama bint Hamdan al-Nahyan 基金會的 Khulood Khaldoon al-Atiyat,同時她亦在該基金領導藝術新秀團體,而沙迦藝術基金會由公眾項目及外展幹事 Sheikha Nawar bint Ahmad bin Mohammed al-Qasimi代表。我們的對話出奇地跟著時序而進行──從往往被忽略的現今文化結構的前例,到思考我們不遠的將來將會像些什麼。
去了解今日文化之地的位置,我們需要後退到2000年代初的阿聯酋。在阿布扎比的文化基金會──這是於1981年開幕的藝術中心,內裡有第一所國家圖書館──馬吉利斯文化盛行:即興的公開及具批判性的討論,與書藉及藝術同樣重要。於2001年創辦,阿聯酋電影比賽是個為駐阿聯酋及海灣區正拔起的電影製作人的一個平台。在廸拜,駐紐約的另類出版物Bidoun提供敏銳的文代覆蓋,多得當地的撰稿人(包括Antonia Carver在內),還有特別策劃的詩詞與藝術之夜,感覺好比地下藝術世界一樣。第三線畫廊於2003年在一朱美拉別墅營辦,我特別記得於2004年到訪時,在未完成但舒適的空間裡,Farhad Moshiri的畫作靠在客廳的一道牆上。而2003年沙迦雙年展在剛從斯萊德美術學院畢業的Sheikha Hoor bint Sultan bin Mohammed al-Qasimi的管理及Peter Lewis的策展之下,突然更上一層樓。
「雙年展改變了一切,」Sunny Rahbar回憶着2003年的那屆展覽道。「那刻我們都感覺到某些事正在發生。」從沒有這種機構框架的廸拜中看,影響力日漸增加的沙迦雙年展的作用實為強大。被雙年展羅致的地區及國際畫廊代表的藝術家,慢慢將阿聯酋放於其雷達之上──對廸拜藝術博覽會一類,始於2006年,同年佳士得在阿聯酋設立分支,那簡直是天賜良機。「那時候,」Carver解釋道,「有一生態的感覺正在發展。我們都互相給予對方信心。」獨創是當時的口號。「參與其中使人興奮之處,在於如何再想像一個博覽會或畫廊可以是什麼。」她補充道。
再次想像其畫廊對Rahbar來說是將其項目發展至畫廊空間之外。「我們得以商業營運,」她憶着說:「但我們知道這是不足夠的,我們亦需要參與其中。我們播放電影,觀眾便會來。後來,他們亦會留低討論一下電影。」這自然而來高漲的公眾興趣,給一些現在看來奇怪地被收入機構內的舉措帶來了能量──每年廸拜藝術博覽會的駐留項目、藝術家委托項目及全球藝術論壇一系列的策展座談會及當中的討論。當藝術「世界」的根種下可能有二十年之長,然而,在如廸拜這種極度瞬間即逝的城市,它們仍然是Carver所尖銳地稱為「洗衣機心態」的受害者。「我們匆匆的走過2000年代,不知道在它之前的是什麼,」她嘆息道。「新人進入且稱:『這是第一次這樣的做。』人云亦云,沒有人想到這其實是傳承的一部份。」
延續是更大的建立過程的關鍵,它佔據了不只廸拜,還有沙迦及阿布扎比的關注。若然在一個沒有公營機構的廸拜中,由畫廊及博覽會填補其空缺,它們的鄰里,在商業上相形見絀,亦會有完全不同的結局。於2014年末開幕的NYUAD藝術館在阿聯酋當中是獨特的:它既非收藏公營機構,亦非商業空間,它與「藝術畫廊」(Kunsthalle)最為相似,除了它亦舉辦歷史的展覽。「當我看着藝術社區仍需要什麼,」Maya Allison解釋說,「我看見我們有種子,但我們沒有把它埋到哪裡去?」答案是較小、具探索性及學術性的展覽,它們並不依賴銷售的。「它們可能不受觀眾歡迎,」她承認着說。相信在阿布扎比的各個藝術館開幕之前,展覽的質素仍然高企,她亦期待將來會有更多具實驗性的展覽。
同樣地, Khulood Khaldoon al-Atiyat留意到藝術家新秀團體乃在生態中所察覺到的缺點中萌生出來。「我們帶領有藝術家參與的關注組,」她說,「他們所提的意見中指出,一個團體能完美地將他們鮮明地定位成後畢業、 在長期的事業發展中的藝術家 。」團體的其中一個即時的得著便是與羅德島設計學院結盟,由其教師及越來越多的藝術家提供具批判性的評價。
建立觀眾仍是每個人最感氣餒的問題,沙迦利用社區參與來解決。「我們的觀眾來到告訴我們他們想要的是什麼。」al-Qasimi 說。「基金會試著補足空缺,但亦做實驗。」Maraya 藝術中心的 Giuseppe Moscatello 亦認同這微層的互動。「使社區參與是我們的要務,」他說:「在 Maraya,我們有公眾藝術與街上的人接觸。」──這裡指的是 Maraya 藝術公園,其基石為伊拉克藉藝術家 Wafaa Bilal 的暗盒相機裝置作品《生物的階級》(2013)。解構藝術並使其平易近人,亦改變了那往往與商業掛勾的印象──這些均是沙迦藝術基金會如何引進公共表演及非恆常委托作品到雙年展的步驟,從 Maider Lopez 的足球場 (2009) 到 Gary Simmons 在本年第十二屆沙迦雙年展的木球場。「這是關於挑戰環境,」al-Qasimi 說。「若我們在公眾地方有藝術品,人們只會忽略它。」
那麼在不遠的將來中有什麼是迫在眉睫呢?其中一項是駐阿聯酋的藝術家。「本地畫廊都告訴我,他們全年只靠在三月的博覽會而已,」Carver 揭示說,「商業一環確切地需要本地小型的公營機構、贊助人及收藏家。」Rahbar 亦同意說:「我們不能只靠同樣的10個收藏家。」
就藝術家而言,亦是相同的故事。現今阿聯酋的移民程序必須居民有一份工作,令國家成為一個進口及轉口的地點。「我希望他們能引進藝術家簽証,」Rahbar 表明道:「這樣藝術家可以在這裡沒有一份工作而在此生活及創作。」然後 Carver 分享一個在阿布扎比分校的經驗,年青的巴基斯坦及印度藝術家已自願地作出要定居這裡的決定,他們深信這個國家有以藝術家為中心的機遇,於是為自己騙取了簽証。」
「回看沙迦十年以前,」al-Qasimi 提醒眾人:「這裡曾是藝術家生活的地方。現在發生的一切均來自當時的。」阿聯酋藝術界的未來,似乎搖擺於深化歷史(回憶、強調傳承及構建集體檔案的重要性)及新興實踐及場所之間。「我估計在酋長國之間會有更多協同,」al-Qasimi 道:「不會只關於阿布扎比、廸拜及沙迦,其他酋長國如拉斯海瑪及富吉拉亦會為自己的社區組織活動。」
與大部份人談到在阿聯酋的文化進化,獲得的回應均是:「我們尚有很遠路程。」當向正塑造這生態的人重覆這句話時,你將會惹人生厭。他們謹防比較、引進及複製,亦認為自己是當地建立的機構的主動持份者,而這些機構正面回應着阿聯酋的特定性。「這是創新的舉動,」Carver 保證說:「廸拜藝術博覽會永遠都不會是巴塞爾藝術展,當然它亦不是要這樣做。」回應着比較與仿傚模式是潛藏在「去那裡」這意念時,Allison 更進一步質問:「『那裡』是哪裡?若你四處看看,我們已在那裡。我們該問問的是:我們想去到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