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家空間的意念來自Cümbüşyan及其妻子 Bilge Öğüt居住紐約的時期，他們在那裡住了十年至2008年。當時他們是許多家美術館的贊助人，讓他們欣賞到多個該地的私人收藏。Cümbüşyan愉快地憶起紐約人是何等的開放：「當你站在某人的睡房中，他們對你說自己的收藏習慣，會與他們在藝術博覽會中對你說的不同。這裡沒有台詞，你可以窺探他們的思海。我很喜歡這種親密。」他們的經驗令他們構想出藏家空間，但他們知道在紐約那是不合適的。「那是給近興藝術市場的一個意念，模仿『參觀收藏』，並討論不同的方法，讓人們知道一個收藏可以做些什麼，而不是製作一個輪，」 Cümbüşyan說。

當Kounellis的作品在藏家空間展出的同一星期，在 Salt Beyoğlu的展覽「每包括都是每個其他可能性的排除」開幕，作品來自三個土耳其的私人收藏： Ayşe與Saruhan Doğan、Tüten 與Agah Uğur 和 Cümbüşyan 與Öğüt。與藏家空間的目的大至相同──但有空多的地方──展覽的目標有兩個層次：向公眾展示在私人收藏中的作品，及審視這三對收藏家這十年來收購了什麼作品。展覽展出的作品包括〔來自土耳其有名的藝術家如〕製片人 Kutluğ Ataman及雕塑家 Ayşe Erkmen，還有探索數碼影像的年青國際人物(Ed Atkins、Jordan Wolfson 及 Oliver Laric)。

在巴塞爾見面前，我們一星期前在伊斯坦布爾共進晚餐， Cümbüşyan在回想他自己的收藏。他說自己透過向伊斯坦布爾的展覽提供了解到許多時候藝術家嚴謹規定公眾展示的條件，可以耗盡一個資源充足的機構在預計、空間或技術的能力。他亦發現他擁有的一些錄像作品被藝術家自己上載到互聯網上，公眾亦可以下載得到──這啟發了一座有關收藏家往往誤解他們與作品版權的關係（在大多數情況下，藝術家仍然保留）。 Cümbüşyan說起他與同為收藏家的Alain Servais的對話，他建議藝術家及收藏家在購買作品後應簽定合約來規定作品的未來。

Cümbüşyan明白新媒體作品需要清晰一些灰色地帶，但他說明要說服畫廊將受歡迎藝術家的作品出讓給他己經夠困難。如果他作為一個買家，反而要求藝術家去簽定一份複雜的合約，這樣會令藝術家和畫廊反感。然而，另一方面，他相信動態影像藝術品被擁有權的模糊及展示的阻礙所綑縛，如果收藏家對購買這些作品更有信心，藝術家亦將會有所得益。

作為對數據搗亂有興趣的人──「藝術中很難見到數字，但我亦以一個較有分析的方法，或許，相對來說，」他說── Cümbüsyan經常尋找新領域。這次是城市耕作，他開玩笑地說是「另一個90度的轉變」。藏家空間的下一層，即將以咖啡室 Ek Biç Ye İç （意思是「耕獲、飲食」）開業，那裡大部份的產物都會在該地點種植或來自一個具有歷史的公眾花園（名叫 bostan ）。在6月的一個晚上，與Ramo收藏的策展人 Irina Zucca Alessandrelli交談， Cümbüşyan說這冒險是針對2013年土耳其之春的回應，那時伊斯坦布爾居民反對政府計畫拆卸塔克西姆廣場附近的公園來建造另一個商場。 Cümbüşyan期望咖啡室成為一個見面與交流的地方，如同藏家空間一樣，新一代的城市人可以交換心得，使伊斯坦布爾成為一個更持續的居住地方。他（當時）唯一在巴塞爾藝術展的收獲放在桌上──一部探討另類經濟交易模式的短文集《互諒互讓：貪婪文化的對抗手段》── Cümbüşyan補充說：「當然，現在有很多藝術家正參與我們經濟及政治系統上一些未解決的問題，藝術家應當挑戰它們，或參與在挑戰它們的組織當中。現在我最感興趣的作品是一些不當自己是藝術的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