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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quested Subtraction, 10 April 1974, 1971–74, silver gelatin print, printed paper with handwritten annotations, 57 × 83 cm. Courtesy the artist and Mayor Gallery, London. 

反覆無常的統一

BILLY APPLE

New Zealand
Also available in:  Arabic  English

毫無疑問新西蘭奧特亞羅瓦其中一位最出色的藝術家,Billy Apple將近80歲高齡,而他長久而仍然持續的事業, 直接參與在一些戰後及當代藝術最重要的現象,從波普到概念主義、身體藝術至機構批判──有時甚至是一起來的。就其以藝術實踐而證明的多個方向轉變而言,藝術家可以被視為反覆無常的,他亦曾就其單一視野作出一個清晰而特別強列的展示,但當綜觀其作品回顧,仍然可以識別出內裡一個嚴謹的統一性。Apple是早期對大眾傳媒重要性作出熱衷的研究,亦同為一個傑出的問題解決者,而這些條件都在其廣告作品中很明顯,而當應用於藝術實踐中,就更為吸引。

原名為Barrie Bates出生於1935年的奧克蘭,藝術家曾於1950年代末獲得奬學金到皇家藝術學院修讀設計,他的同學包括英藉波普畫家 Derek Boshier、David Hockney、Allen Jones 及 RB Kitaj。Bates成為了一位熟練的設計師在廣告界中發展,而那個年代現為美國電視劇《廣告狂人》所留名,那時「新穎」和「原創」的意念是藝術家處於藝術與設計的特點。在Bates的朋友圈中的年青藝術家為了較闊的視覺文化參考點而着迷,從漫畫、電影及科幻小說取得靈感。生於倫敦的藝術家Richard Hamilton 1957年對波普藝術屬性的陳述喚起這新感性的反思:「普及(為大眾而設計)、短暫(短期答案)、一次性(易忘記)、低成本、大量生產、年青(針對年青人)、風趣、性感、耍花招、迷人、大生意。」當時在英國的日常生活中的各方面仍然匱乏,戰後繁榮的美國吸引了來自遠方的年青藝術家。

Billy Apple Bleaching With Lady Clairol Instant Crème Whip, November 1962, 1962, uniquely toned silver gelatin print with screen print text, 40.8 × 57.5 cm. Courtesy the artist and Starkwhite, Auckland.

在這種環境中的Bates,於1962年展示他早年最挑釁的舉措,並立刻為他的實踐成為決定性的軌道:為自己改名即「改造品牌」成Billy Apple。這舉動周邊的影像經仔細安排,若是在一個直接的方式,例如決定視覺上會被捕捉。Apple的「再生」被封印在黑白照《Billy Apple以伊卡璐即時染髮乳染髮,1962年11月》(1962),當中他以全新漂染的金髮示人,在燈下望着手中的一面小鏡,某程度上提出他最近的轉變。這是一個抹去舊身份的動作,也是一個全新及一種卸去負擔的言明。與同期加拿大藉理論家及流行文化分析家Marshall McLunhan所言相乎,Apple的確精於考慮及認識何謂「媒介就是信息」。在一個強勁消費主義的語境中,藝術家Billy Apple曾是亦仍然是從開始起塑造的產品,證明包括最初的文件如由英國攝影師Robert Freeman(後來因其拍攝的早期披頭四肖像而成名)拍攝Apple自己的「頭像」照。

在英國時,Apple 已認識了具前瞻性的評論員Lawrence Alloway,他於1950年代中期將波普藝術命名。1962年在皇家藝術學院舉辦由 Alloway 策劃的「年青當代」藝術展覽中,Apple就參展藝術家所提交的標籤設計了展覽海報──只有藝術家的姓名、作品標題、以英鎊標示的價格及其學校──同時亦將關注轉移到展覽策劃及使任何海報張貼的平面成為了他的作品。另外,Apple也將這些資料印到畫布上,創造出早期作為油畫的概念,一如John Baldessari在十年後聘請專業招牌繪畫家繪畫他的作品,諷刺地為藝術評論員提供引文,或,有一次「給希望售賣作品的藝術家的提議」。

深深的受着遊覽紐約市的經歷的影響,那裡他遇見其他在美國消費主義世界創作的波普藝術家,Apple亦在1960年代中移居當地。他後來在2007年由新西蘭製片人Leanne Pooley執導的電影《身為Billy Apple》回想說,在紐約的處境「與倫敦不同,一切皆可能」。具開創性的1964年展覽「美國超級市場」於上東城的Bianchini畫廊中舉行,並展出Apple及許多當時重要的美國波普藝術家,包括Jasper Johns、Claes Oldenburg、安迪沃荷及Robert Watts,他們的作品如在一真實商店中,在貨架上疊置着。《生活》雜誌推介──及嘲笑──這展覽,以一幀照片突出Apple的作品,並寫道:「Billy Apple凝視着其標價$500的一片上色銅製西瓜。」顯然地,最受歡迎的作品為沃荷以標誌的金寶湯商標裝飾着的購物袋,每個僅售12美元。就如沃荷一樣,Apple敏銳地運用從其平面藝術學習到的技術。這與其他的藝術家不同,例如 Roy Lichtenstein是從美術訓練中來到波普,而非來自商業藝術方面。

1969年,Apple已創立了紐約最早期的另類藝術家營運空間的其中一家,恰當地以其「Apple」而命名,設於西第23街161號,他說「目的在於提供一個獨立及實驗性的另類空間,可供展示自己及其他藝術家的作品」。這時,Apple與許多Fluxus藝術家緊密合作,包括Geoffrey Hendricks、Larry Miller及白南准(後者為1968年Apple創作的電影《氣體排放現象》錄製了電影配樂,該電影Apple以當時自己扭曲的抽象光管作品製作)。Fluxus為美國、歐洲及亞洲實驗藝術家推展「藝術」邊界的(非)運動,並在當時的紐約有着顯著的勢力,而(非)領袖George Maciunas亦為使蘇豪區成為工作兼生活的藝術社區有點幫助。這些藝術家,包括Apple,將其力量投入在非商業、短暫及表演為主的作品。Apple的畫廊工作室持續了四年,當中舉辦過不同的展覽及活動。

Apple Buttons originally shown in “American Supermarket” at Bianchini Gallery, New York, 1964. Installation view at “Billy Apple®: The Artist Has to Live Like Everybody Else” at Auckland Art Gallery Toi o Tāmaki, 2015. Courtesy Billy Apple® Archive.

Young Contemporaries 1962, 1961, originally titled Label Painting (With Space For Cynical Remarks), offset lithography on canvas, 51.5 × 76.5 cm. Courtesy private collection, London.

Addendum To ‘Subtraction.’ The Given As An Art-Political Statement, 1998, silver gelatin print and screen print on card, 89.5 × 126.3 cm. Courtesy Auckland Art Gallery Toi o Tāmaki.

在這時期,Apple演出並記錄一系列的作品,包括清潔及抹淨內外平面、收集破爛玻璃等廢物,並在「身體活動,1970年6月-1973年6月」(1971 – 73)中執着地以日記方式收集自己身體的液體和廢物標本。這系列的作品有趣地啟發了對物質性的反思,尤其是當時行為作品正日漸增加,例如Vito Acconci(《溫床》,1972)和 Chris Burden(《射》,1971),及「去物質化」相連的詞語。評論員Lucy Lippard及John Chandler於1967年曾著明地將概念藝術描術為「去物質化」,並寫道:「工作室再次成為一個研究。這一趨勢似乎在激起強烈的藝術去物質化,尤其是藝術作為物件,如果這持續,可能會使物件完全被淘汰。」然而,在書於1971年3月1日的文中,Apple主張相反的觀點,例如當中有這個表明:「如果你將牆上一片污漬抹去,你將它抹走了,但你沒有把它清除。你仍有一塊骯髒的破布,可是你之前是沒有的。」透過「身體活動」作品,Apple的物理殘留物被展出及儲存,尤如他是位法醫一樣。

同樣有名的是Apple亦幫助許多Fluxus藝術家,因為他們作為一藝術運動普遍對推進異常的、具玩味的物質主義感興趣,而非完全廢除物件藝術。然而,這另類藝術環境中最簡樸、自製、街頭的平等主義,它們縱使只是短暫的自由和支持創意實踐方式,可是這與藝術家本身希望能取得更大的公眾注意的野心所違背。根據曾在Apple於第23街空間展覽的美藉藝術家Jerry Vis:「他真的渴望得到認同。他真的渴望名聲與榮譽,和成為一成功藝術家隨之而來的東西。他真的渴望世界知名。這是真的,你知道這對他來說十分困難,渴望被接納但同時又渴望將界線推前。」

雖然他具有個人野心及風格不定,Apple很誠懇地希望養育年青的實驗環境。明顯地,Apple在事業後期會回到新西蘭的另類畫廊,回憶說着1970年代初在紐約的日子。駐奧克蘭的評論員Anthony Byrt於2003年這說說道:「在之前十數年(1990年代),(Apple) 和較年青的藝術家合作,並經常參與新成立的當代畫廊中,包括『試紙』、『23A』、『rm401』、『高街項目』及現在的『斜台』,這些都是非官方機構項目空間,希望支援新晉的藝術家。」在整個事業中Apple亦持續為一個多產的藝術家,不但與商業畫廊及主要公共機構合作,更成為了其他的協助人及宣傳者。也許,因着他對媒體的深入認識,Apple亦明白到,若沒有在誇代的認同及互相合作分面出力,他只會被認為是個「歷史的」藝術家。

雖然在紐約時Apple保持了他的國際聯絡,在1974年春天,由英國策展人Norbert Lynton邀請Apple 於倫敦的蛇形畫廊舉辦事業中期回顧展「從Barrie Bates 成 Billy Apple」,獲得的評價卻是好壞參半。事實上,展覽只展出了三天便關閉了,因為倫敦警察廳收到有關「身體活動」作品的投訴,該作品被認為是淫穢,其後亦被收起。這行為項目後來成為一個紀錄作品,題為《一個被要求的刪減,1974年4月10日》(1971 – 74)。此事還餘波未了,在外17年後Apple首次回到新西蘭,希望在國內各個畫廊舉行一場成功的巡迴展。可是,因為他對於藝術的極端手法而受到當地的大眾媒體揶揄。縱使許多心機在這些年來花了在當地的藝術社區,他們仍然非常傳統,對於Apple非常的手法仍然抗拒接受。

Extension Of The Given (Stairway Entrance), 1977, site-specific work at Leo Castelli Gallery, New York, 1977. Courtesy Mayor Gallery, London.

Invitation card to “Extension of the Given (Stairway Entrance),” at Leo Castelli Gallery, New York, 1977. Silver gelatin print on card, 40 × 30.1 cm. Courtesy Mayor Gallery, London. 

然而,從1977年至1984年,Apple找到一個更能接受他的裝置作品的地方,這便是知名的紐約Leo Castelli 畫廊,該處是波普、極簡及後概念實踐的主要支持者,而Apple是透過Jasper Johns於1962年認識 Castelli 的。作品《已有的伸延(樓梯入口)》(1977) 是一道引領在畫廊的門被固定地開啟着,這使空間向外伸延,畫廊外門的弧度在地板上以白色油漆畫起了。此作品參考了英文成語「登門檻」,亦可見其回應了馬塞杜尚1927年的早期作品《Larrey街11號》中,在兩個門口之間的工作室門,違反了一道門只能是開或關的觀念。

需要知道的是Apple的作品一向都有自己名字的標記,而他亦數次加入其他合作人、聯合策劃人及合約技工,某程度上回應了他商業的訓練與經驗。新西蘭藝術評論員 Wystan Curnow 曾為Apple 的「文案」,並與他在1970至80年代一起發展一些主要的想法、標言及聲明兼宣言。在1970年代中,Curnow 撰寫了一篇長篇文章受到高度讚賞,後來,他更寫有關藝術家的事:

我決定我會成為Billy的經理人、巡迴展覽經理及宣傳主管。我〔在1979年〕排除萬難地舉行了一個巡迴演講,以籌備他在國內〔新西蘭〕巡展的經費,這樣才可讓他創作當時已經發展的原地創在作品。在他到達之前幾個場地已經安排好了。然後我們討論「心露隔絕」和決定他不會接受拍攝或採訪。記者會被邀請到演講,並介薦到在奧克蘭的我或在當地的畫廊職員。我們的目的是阻撓任何媒體盲目崇拜這「前衛」藝術家的意圖。

Mercury Energy from the series “Paid: The Artist Has to Live Like Everybody Else,” paid invoices mounted on A3 paper printed by offset lithography, 56.5 × 42 cm each. Courtesy the artist.

Parking Ticket from the series “Paid: The Artist Has to Live Like Everybody Else,” paid invoices mounted on A3 paper printed by offset lithography, 56.5 × 42 cm each. Courtesy the artist.

European Motors Ltd from the series “Paid: The Artist Has to Live Like Everybody Else,” paid invoices mounted on A3 paper printed by offset lithography, 56.5 × 42 cm each. Courtesy the artist.

Red Light Police Fine from the series “Paid: The Artist Has to Live Like Everybody Else,” paid invoices mounted on A3 paper printed by offset lithography, 56.5 × 42 cm each. Courtesy the artist.

代替Apple出現,Curnow隨之成為藝術家的作品與公眾的理解之間一個重要的中間人及決定性人物。當考慮到這過程對於這位非常緊迫、要求高及注意細節的藝術家的作品是何等相關及視為整體,而面對的往往是極度抗拒的觀眾時,這明顯不是一件小事。

雖然他自己小心地構建公眾形象,但Apple經常找來中間人。與Curnow不同,駐威靈頓的藝術史學家及策展人Christina Barton憑她博學的知識及檔案員的小心,現時擔起了堅持不懈地為Apple作品的重要歷史意義作說明的角色,最近的藝術家第一次的大型回顧展「 Billy Apple®: 如你我一樣生活的藝術家」於奧克蘭美術館舉行,挑選了藝術家過去50年的實踐的例子,然後Apple越來越被確認為新西蘭與國際藝術歷史發展的溝通關鍵人物,如同藝術家 Len Lye (1901–1980)和 Julian Dashper (1960–2009)及許多畫廊東主如 Peter McLeavey。

「如你我一樣生活的藝術家」這句子原本是 Curnow為 Apple1980年代末作品「已付:藝術家要如其他人一樣生活」系列而作的,該系列作品展示一群與安迪沃荷的實踐有着有趣的比較。當沃荷在事業後期為社會名流創作委托畫像時,Apple在這系列繪畫自己為生計而出售藝術。例如,我的一位藝術家朋友為Apple的車付了換胎的單據,使車子能通過安全檢查。作為回報,同一位藝術家收到了Apple的一幅「特製」作品記錄了這次交易。這樣做,Apple為日常生活作畫,他仍然是作品的中心而非其他人。當沃荷已頗具決定性地不是「如其他人一樣生活」,Apple 在此作出批判的評論,尤其是關於那較小而破舊的新西蘭處境,而不是他長年定居的紐約。在新西蘭,藝術家可以賺取多過支出的機會非常渺茫,不論是過去或現在──雖然Apple做到了。同時,他聰明地特顯了值得關注的藝術家之間的相同與相異──與他們的作品流動的經濟──和其他社會上的人。

Apple以這概念創作數個作品, 始於1980年代初並同樣以「藝術交易」為主題,包括委托作品,個人或機構收藏可以指定藝術家繪畫影像的形式,油畫系列名為「來自收藏……」。這些作品,標題在油畫上繪畫了出來,成為視覺內容組合的一部份,而作畫方式仍然喚起機構的批判,畫作本來由資助人贊助,但作用卻是當代藝術市場中的途徑。Apple持續重申他作為藝術家的地位及他能在許多(並且是不尋常的)環景通過及驅散自己的實踐。他甚至為了自己兩次換股骨手術而以作品交易。

Installation view of “Billy Apple®: The Artist Has to Live Like Everybody Else” at Auckland Art Gallery Toi o Tāmaki, 2015. Courtesy Auckland Art Gallery Toi o Tāmaki. 

Apple最近的項目包括設計一系列以「Apple」為品牌的商品,包括(當然有)蘋果、香水、葡萄酒、果汁、茶及咖啡,通通有着光亮的包裝及設計。古怪地,這給人的印像是一位藝術家在商業環境取得靈感,某程度上使「企業私有化」及驅散了他的身份,並且回歸到日用商業之中。也許,他圓滿了「美國超級市場」的暗喻與諷刺,而當藝術家成功推出Billy Apple作為一註冊商標(2007 – 08)這舉措亦隨之而告終。Billy Apple現在是一個獨立的品牌。

另一創自21世紀的項目回應了早前的「身體活動」是《不死的 Billy Apple®》(2009 – ),作品中藝術家與新西蘭生物化學家Craig Hilton及生物科學教授Rod Dunvbar合作,使他的血細胞成為未來醫學研究的實驗品,與及將藝術家整個基因排列及存檔成一個數碼版本。Apple的布畫《我同意》(2009)這樣寫道:「本人同意將從本人的血液中提取得來的細胞譜廣泛發佈,包括儲存到美國典型培養物保藏中心的細胞庫。本人明白這可能導致本人細胞的使用不受限制及在本人的控制以外,包括對本人DNA的潛在分析。」這樣,Apple試圖成為一個外在可認出的身份、品牌及商標,與自己實際的生物化學及物質屬性聯合及在概念上合併在一起。

無論是否不死,「Billy Apple」是一個自己發明的人物,依靠了一點點來自朋友的幫忙,差不多是個自己多面的虛構編造。若我沒有偶爾遇上他,我會以為他是個完完全全、徹徹底底的幻影,仍然孜孜不倦普通的一位居民,為新西蘭當代藝術界的力量與徘徊者。

I Consent, 2009, UV-impregnated ink on canvas, 100 × 160 cm. Courtesy the artist and Starkwhite, Auck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