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是這裡？

任何生活藝術雜誌的讀者都會對收藏家訪問的傳統主題感到熟悉：在一些略懂一二的珍寶當中，收藏家擺出一個驕傲的姿勢，訴說着有關收藏歷史及起源、衝動及著迷、偶然機會和精明愛好的故事，於藝術世界經常出沒，還有同謀的藝術商人、友善的顧問及藝術家，很快便成為了朋友。收藏家本身在國際的層面已有一段歷史，四處發掘新晉才子或打破經典之作的拍賣紀錄。那十分上鏡的藝術奬座是它們主人眼中的貴寶，也有有關收藏及藏家現今的視野及未來的重要性的多頁訪問。

這有關阿聯酋藝術生態的三部短文系列中的最後一部正倒置那慣常的看法。阿聯酋被認為是炫耀消費之地這陳詞濫調，這裡許多的收藏家代表一個低調、有時甚至是隱形的動力。正當國家一般來說收藏家的數目日漸增長，在頂端仍是眾人中最具威嚴的買家──阿聯酋皇室。具有野心勃勃的視野，作為將酋長國打造為一個文代試金石的驅動，管治阿布扎比的納哈揚家族是當地藝術的領先贊助人，在那裡每年舉辦的藝術博覽，對於鄰近的迪拜及迦沙，在塑造及支援迅速發展的藝術基礎設施，以及持續及高調的收藏都有着深遠的影響。

這文章中，五位駐迪拜的收藏家同意討論他們在阿聯酋藝術生態的參與──由他們早期與剛起步的藝術業界的互動，到持續快速成熟的藝術生態的預知。從我們的對話中帶出的，是一個有關誠實及信念的人類規模生態系統的寫照──收藏家鮮有地「回饋」，及一領人驚訝的持續權力，源自掌管商業個體的個人非凡的決定。

對阿聯酋收藏家進行分類可由多方面說起，「有權力的收藏家」收藏了國入及國際主要及受歡迎的作品，其收藏範圍亦相當寬闊，亦於官方或半官方機構中展覽。在阿聯酋，作家兼政治評論員Sultan al-Qassemi，亦是駐迦沙Barjeel收藏的創辦人，可能是這類藏家的佼佼者，還有生於伊朗的Ramin Salsali，其收藏現置於迪拜以他而命名的私人博物館中。「串聯的收藏家」是經驗豐富、四處遊歷的藝術愛好者，在本地（及區域）的美術館、藝術博覽會及拍賣圈是個常客，亦定期於國際藝術界亮相。這類收藏家是迪拜當地商業畫廊的命脈，有特定時間及財力支持其收藏的愛好，但他們並不會借出藏品，而藏品亦未必會公開展示。最後，「未來的收藏家」是一個新晉的人物，已經購入了數件聲譽良好的作品，亦希望加入新藏品，但現在並未有足夠的金錢來進行。

孤獨的「未來的收藏家」Wael Hatter接受本文訪問，他自言是個「流放頑童」──出生及成長於迪拜，來自一對約旦及黎巴嫩的父母──他的收藏完全來自阿聯酋的畫廊及博覽會。「我並不以為自己是個收藏家，直至畫廊這樣告訴我，」他透露說。當他的身份確立了，Hatter創立並帶領一群有抱負的藝術擁有人「年青收藏家集體」(YCC)。現時有45位成員，YCC舉辦每月的「藝術處境」讓有潛質的收藏家與畫廊接觸，每次聚會都有一個20分鐘關於一個藝術家、流派或進程等的演講，還有一些低於10,000阿聯酋拉姆（2,725美元）的作品展覽。

其餘四位受訪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是「串聯」那一類，以迪拜藝術博覽會的貴賓關係主管 Lela Csáky所估計大約有幾百人。酋長國作家及評論員 Mishaal al-Gergawi，兼任智庫Delma Institute的執行董事，於2000年代他早年為財務顧問時，他曾在藝術界有過他說成「直立」或無私的參與，迪拜的第三綫畫廊於2004年創立時為早期的支持者，al-Gergawi的收藏從以前他只會購買一些能與他「溝通」的作品，到現在他也會收藏一些將填滿他「好奇的深淵」的作品，就如他的智庫一樣。

另一位「串聯的收藏家」是生於貝魯特、長於巴林的Tarek Miknas，FP7廣告公司的行政總裁，該公司為麥肯(McCann)全球皇國的中東分公司。Miknas到中東及北非地區及以外等地，四出尋找他個人的收藏，包括 Banksy及Michael Rakowitz的作品，亦有為其廣告公司的地區分支，搜購來自非商業藝術家的收藏。「我尋找能啟發別人的新聲音，」他自豪地說，「說明他們也可以無畏無懼。」屬於這一類的另一位收藏家是駐迪拜的黎巴嫩商人Charles al-Sidawi，在收藏國際藝術作品許多年後，現只專注於阿拉伯及伊朗藝術；而駐迪拜的 Sarah Takesh，本身為公平貿易、高價服裝品牌Tarsian & Blinkley的創辦人，亦只收藏年青新晉的藝術家作品，地域為中東及北非及其他地區，特別愛好新巴基斯坦藝術。好像其駐喀布爾的公司，為阿富汗的女裁縫提供合理生計，為Takesh購買藝術作品肯定比投資更有意義。「收藏是我在真心誠意做的事，」她堅持地說。

不同的收藏家有着顯注不同的世界觀，他們在生態系統中運作，各人都認為最明顯地吸引他們的是其大小。「吸引我到迪拜的是這裡比較細小，」Takesh解釋道，「能限制你的選擇是較好的，這樣能領人可以看清一點。」與迪拜居民處於一愛惡關係（ 她抱怨的說：「這裡變得這麼充足。」），與其藝術界的親密可以稍微帶點益處。「在2008年我最初發現藝術世界的人和地，」Takesh回憶道，「當時從我對迪拜的好惡中拯救出來。」收藏家亦異口同聲的說畫廊是在這人類規模中使人更為投入的。「我們擁有一個可達的優勢，」al-Sidawi說。「畫廊知道你的風格；擁有人會致電給你的。」

在迪拜的收藏界中，小型社區建設組織正興旺起來。比Hattar的YCC更上一層的是「藝術沙龍」，這是由迪拜藝術博覽會於2014年推出的一個供收藏家會員（現約為50人）討論他們的藏品、愛好及哲學。Hattar及al-Sidawi亦加入了這只接待邀請者的俱樂部，從而支援了市場。「這類的討壇的作用在於有些人會詢問喜歡某些東西是否可接受，」Hatter認為，「然後他們會帶着支持出去購買藝術作品。」

另一個正在成熟的藝術界的好處在於與畫廊的聯繫，較少是一場交易而更為一個人的事情。「說到這裡的畫廊，」al-Gergawi說：「我認為特別是個人的熱誠、自尊及投入是非常重要的。我十分專重〔迪拜畫廊Grey Noise的〕Umer Butt，他為討論帶來了非常重要、新穎的聲音。他挑戰我們對南亞問題的了解，特別是在海灣的背景中，這裡有許多關於那裡的陳腔濫調。」

與藝術家的關係亦因為社區的緊密而有所得益。「如果來自我們這裡的藝術家感筧你真的關心他們在創造什麼，」Miknas說：「他們會來找你。他們會對你好奇，正如你這樣對待他們一樣。」然而，阿聯酋大致亦沒有太多外來居住的藝術家。有些人認為卜卜口一是因為國家的移民政策只向有工作人士發給簽證，al-Gergawi對此並不同意，說：「這是個經濟問題。這裡沒有足夠的密度──贊助人、資金。這是在迪拜的基因裡：如果你剛剛起步，這裡不一定是最好的地方；但若你來到，這一定是最好的地方。這裡一直表露着失去的機會」去建立一個更強大的居住藝術人口。

從一個收藏家的角度來說，較逼切要給生態的是對畫廊界及現有收藏的能見度的意識。有些收藏家相信，藏家的數目只會因着人們對畫廊的事情的關注而增大，即更明顯的溝通，及達至更多的觀眾。「這樣當地藝術界會變得較少是個『守得最牢的秘密』，」Hatter建議說，這令一些與會的收藏家感到驚訝。「迪拜確實需要一個公共空間，」al-Gergawi說道，「不是一個博物館，但一個國家美術館或類似的。所需要的是一個盒子、一個U型劇院在旁邊、一個圖書館及一個茶座。你甚至可以開辦一所藝術學校。我知道最少八位皇室或政府成員會借出他們的藏品來支持這空間三年。」

在一個迅速地被轉移蔓延覆蓋的國家，那裡如法老王指示的建築仿如一夜間便長了出來，可是文化發展卻寸步難行。當收藏家常提醒我們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已達到這樣的成就（「十年前，這裡就只有一兩間真正畫廊，」al-Sidawi回憶道），他們亦承認仍有這麼多可以做──合適的經濟模型、一個全面的文化政策及一個旨在成為文化出口的轉變。甚至在即將擁有羅浮宫及古根哈姆藝術館的阿布扎比，使阿聯酋快速成為一所文化發電廠，亦有一種為了一個巨大的殘局而使本地基礎有所欠缺的感覺。「阿布扎比應該從一個具力量的駐留計劃開始，」al-Gergawi提議說：「然後慢慢地建立一所學校、一個公共空間、一個收藏，最終才是一個博物館。」但政策製訂者向他消除疑慮，其數目也如畫廊東主及收藏家一樣增多了。「他們知道自己承諾了句子的結尾，」他說：「但他們會回到前面然後由開始處補回來。」這循環，到那時候，將會完結。